材料一   宋朝建立后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和宰相赵普在一起探讨如何稳定封建国家的统治时，赵普向宋太祖建议：“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这样，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实现中央集权。宋朝建立后，不仅疏浚了隋唐以来的大运河，而且构筑了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络系统。在大城市，宋朝废除封闭的坊市制度，城市商品交易的自由度增大；在乡村，集市贸易兴盛起来。有学者研究表明，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宋太祖主张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人文官，且宋真宗曾亲自作了一首劝学诗，号召天下人读书。这造就了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宋太祖赵匡胤曾公开对群臣说，外敌入侵的外患是边防小事，可以预防，也可以有效解决，但是武将叛乱、大臣篡权和农民起义之类的内患对国家政权的威胁要大得多，应该严防。这样做的结果是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使宋朝一直外患不断。

——摘编自程遂营《回望历史，品鉴宋朝——宋朝国家治理的得与失》

材料二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社会基层治理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个体和团体两大类。个体一般指士、农、工、商等不同阶层中的个人，团体则为村庄、宗族与会社等。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内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对象原有的格局被打破，各种各样的新对象涌现。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是以知县为首的“官治”和以乡绅为中心的“民治”相结合的，所展现的都是“人治”。进入近代以后，利用法律思维和方式以及多数人参与来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冲突等实际问题的现象增多。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一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将法律条文铸造在铜鼎上，向公众展示——在春秋以前，普通民众隶属于贵族，并不独立承担社会责任，法律规范约束的主体是各级贵族和从政人员。因此，成文法由贵族掌握，主要是针对贵族，并不向普通民众公布。成文法向民众公布，意味着法律对象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晋国叔向得知子产铸刑鼎后，写信批评他说：“民知有辟（法），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不久，晋国的赵鞅、荀寅也“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春秋铸刑鼎，标志着普通民众成为法律的规范对象，为日后法家兴起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新编）中国通史纲要》

材料二   有学者认为传统中国是以法典化的规则与非法典化村落、氏族规则共同治理基层社会，即法治、自治、德治组合进行治理。三种治理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各自可以实现善治，两两组合、三者组合也可以实现善治。

下表为单一治理方式下的善治及其特征：

——摘编自邓大才《走向善治之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选择与组合》

材料一   秦汉乡官主要有三老、啬夫、游徼、乡佐；里吏主要有里正、父老、什长、伍长、社宰、里监门等，除啬夫和游徼由郡或县委派外，名义上大都由乡里民众公举，即便是啬夫和游徼也多由本地人担任。但他们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官吏，也不领取俸禄。《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陈汤家贫无节，“不为州里所称”。汉代“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乡三老，乡一人”，“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秦汉王朝设置乡官里吏，以期“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乡里民众多聚族而居，一个里往往就是一个或数个宗族，故时人常以宗族与闾里、乡党并称。乡官里吏多由大姓担任，乡举里选亦为强宗把持，故王充叹身为“细门孤族”。《朱晖传》载，“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朱）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赢者，乡族皆归焉。”《循吏传》载，“（童恢）父仲玉，遭世凶荒，倾家赈恤，九族乡里赖全者以百数。”

——摘编自仝晰纲《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

材料二   乡官在秦汉社会是文官系统的最底层吏员，甚至不属于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职卑禄薄或根本无禄，但乡官却是广大农村的最高长官，担负着直接治民的重大职责，在监督考核制度相对疏漏之时，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说：“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微。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微循，禁贼盗”。乡官又往往与豪强而居的宗族组织紧密黏合，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威望和权势，在乡里社会一言九鼎。对于“武断乡曲”危及国家对乡村基层社会控制的乡族势力代表人物，中央政权曾给予一定的打击，但是汉王朝并没有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摘编自庞建卫《论秦汉时代的乡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