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93年，江苏连云港尹湾村出土了木牍《集簿》，它被认为是我国首次发现的西汉时期地方向朝廷呈报的上计薄。其部分内容如下：

注：“□”表示该字史学界尚无明确解释。

材料一   宋朝建立后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和宰相赵普在一起探讨如何稳定封建国家的统治时，赵普向宋太祖建议：“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这样，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实现中央集权。宋朝建立后，不仅疏浚了隋唐以来的大运河，而且构筑了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络系统。在大城市，宋朝废除封闭的坊市制度，城市商品交易的自由度增大；在乡村，集市贸易兴盛起来。有学者研究表明，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宋太祖主张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人文官，且宋真宗曾亲自作了一首劝学诗，号召天下人读书。这造就了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宋太祖赵匡胤曾公开对群臣说，外敌入侵的外患是边防小事，可以预防，也可以有效解决，但是武将叛乱、大臣篡权和农民起义之类的内患对国家政权的威胁要大得多，应该严防。这样做的结果是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使宋朝一直外患不断。

——摘编自程遂营《回望历史，品鉴宋朝——宋朝国家治理的得与失》

材料二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社会基层治理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个体和团体两大类。个体一般指士、农、工、商等不同阶层中的个人，团体则为村庄、宗族与会社等。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内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对象原有的格局被打破，各种各样的新对象涌现。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是以知县为首的“官治”和以乡绅为中心的“民治”相结合的，所展现的都是“人治”。进入近代以后，利用法律思维和方式以及多数人参与来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冲突等实际问题的现象增多。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