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朝建立后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和宰相赵普在一起探讨如何稳定封建国家的统治时，赵普向宋太祖建议：“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这样，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实现中央集权。宋朝建立后，不仅疏浚了隋唐以来的大运河，而且构筑了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络系统。在大城市，宋朝废除封闭的坊市制度，城市商品交易的自由度增大；在乡村，集市贸易兴盛起来。有学者研究表明，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宋太祖主张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人文官，且宋真宗曾亲自作了一首劝学诗，号召天下人读书。这造就了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宋太祖赵匡胤曾公开对群臣说，外敌入侵的外患是边防小事，可以预防，也可以有效解决，但是武将叛乱、大臣篡权和农民起义之类的内患对国家政权的威胁要大得多，应该严防。这样做的结果是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使宋朝一直外患不断。

——摘编自程遂营《回望历史，品鉴宋朝——宋朝国家治理的得与失》

材料二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社会基层治理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个体和团体两大类。个体一般指士、农、工、商等不同阶层中的个人，团体则为村庄、宗族与会社等。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内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对象原有的格局被打破，各种各样的新对象涌现。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是以知县为首的“官治”和以乡绅为中心的“民治”相结合的，所展现的都是“人治”。进入近代以后，利用法律思维和方式以及多数人参与来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冲突等实际问题的现象增多。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一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将法律条文铸造在铜鼎上，向公众展示——在春秋以前，普通民众隶属于贵族，并不独立承担社会责任，法律规范约束的主体是各级贵族和从政人员。因此，成文法由贵族掌握，主要是针对贵族，并不向普通民众公布。成文法向民众公布，意味着法律对象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晋国叔向得知子产铸刑鼎后，写信批评他说：“民知有辟（法），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不久，晋国的赵鞅、荀寅也“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春秋铸刑鼎，标志着普通民众成为法律的规范对象，为日后法家兴起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新编）中国通史纲要》

材料二   有学者认为传统中国是以法典化的规则与非法典化村落、氏族规则共同治理基层社会，即法治、自治、德治组合进行治理。三种治理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各自可以实现善治，两两组合、三者组合也可以实现善治。

下表为单一治理方式下的善治及其特征：

——摘编自邓大才《走向善治之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选择与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