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北宋建立后，浙东沿海地区（越、明、台、温四州）的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并重新走向高涨。在此基础上，浙东沿海一带的市镇开始勃兴。据记载，北宋时的越、明、温、台四州市镇分别只有9、3、7、9个，到南宋时已分别拥有53、143、9、81个。北宋熙宁十年，浙江地区设有税务的市镇平均年商税额为3179.4贯，而越州为12082贯，到南宋初年其已增至21652贯。当时，这些地区的酿酒业、造纸业、印刷业、皮革业、制漆业、竹编业、制扇业等都相当发达。北宋时，全国市舶司收入最高额为63万贯；南宋时，到高宗末年，就已达200万贯，这其中明州、温州等无疑占了主要部分。在此背景下，温州不仅寺院“庄严冠于二浙，焚修闻于四方”，而且“士气浸盛”，至南宋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

——摘编自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等

材料   天宝年间，河南、河北的民户占全国总户数的37%。在全国10道的经济发展中，河南、河北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财政上也居于重要地位。唐玄宗在诏敕中指出：“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如荆州（治江陵县）天宝年间有3万多户。而乾符年间“江陵城下有三十万户”，百年间增长了近10倍！益州，天宝有户59万多，大中年间则“户百万，兵士五万”，也增加了近1倍。唐前期，河南、河北不仅“桑蚕倍多”，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当时绢分为8等，而河南道宋、毫两州的绢列第1等。德宗时顾况指出：“今江南缣帛，胜于樵（即亳州又名樵郡。）、宋。”唐后期，在江淮出现了一些繁华的工商业城市。至德年间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比唐前期洛阳开肆三千余多了10倍。白居易指出：“当今国用，多出江南。”社牧也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而韩愈则更进一步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摘编自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

材料一   宋朝政府虽积极采取招徕蕃舶、鼓励贸易的政策，但为了保障抽解和博买，防止商税透漏、走私贸易及重要物资外流，仍实施以防范和限制为主的管理制度。如宋朝政府对辽、金、交趾等，禁通海上贸易；禁止中国商船擅自搭载外国人入宋；禁运铜钱及军用物资出海；禁止与蕃客私相交易；等等。因以上诸般禁防，宋政府禁止舶船私自出海，“自来有市舶处，不许私发番船”。凡船出海贸易，皆须申请公凭，经市舶司检验，对于出港不经检验而无公凭者，“许诸色人告捉，船物没官”。而对于商船从哪个港口出发，从哪个港口返航，皆有限定。

——摘编自曹家齐《宋代的交通形势与制度》

材料二

                  南宋对外贸易交通路线图

史载，南宋“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当时有大臣认为，“藩舶巨艘……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为此，南宋政府屡次禁止铜钱出境。嘉定十二年（1217年），认为“以金银博买，泻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

——摘编自袁超《魏晋至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种类的转变》

材料一   唐朝是中国陶瓷业的鼎盛时期，形成“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唐代，饮茶之风大盛，“茶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邢窑白瓷，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在唐代，制瓷业已经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官府专门设置了“将作监”“少府监”等专门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唐代晚期，长沙铜官窑首创釉下彩绘，并把绘画和诗文用于瓷器装饰，耀州窑黑釉瓷器充满西域风情，采用的贴花技术来源于波斯萨珊王朝的金属压印、锤揲工艺。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陶器。

——摘编自叶喆民《中国陶瓷史》

材料二   瓷器贸易在宋代获得空前的发展。红海沿岸转运的港口，如福斯特一地，残瓷堆积如丘，见证了当时中西瓷器贸易的规模之大。由于巨大的外销市场，南方不少地区都生产瓷器，湖南生产的瓷器溯水逾岭运到广州，几乎专为外销之用。宋代四大镇，原来都不是城市，只因其经济功能，于是蔚为大镇。四大古镇中的景德镇以产瓷为主，佛山镇以冶铸铁器为主，两者都因特定产业而兴盛，这两项产业的产品兼有内与外两种方式，盛况能持续数百年之久。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一

“南海1号”沉船上的瓷碗

材料二

石染典买马契

译文：马壹匹骝敦六岁，开元廿一年正月五日。西州百姓石染典，交用大练拾捌匹，今于西州市，买康思礼边上件马。其马及练，即日各交相分付了。如后有人寒盗识认者，一仰主、保知当不关买人之事。恐人无信，故立此契。两共和可，画指为记。

练主

马主 别将 康思礼 年卅四

保人 兴胡 罗世那 年卅

保人 兴胡 安达汉 年卅五

保人     西州百姓 石早寒 年五十

——石染典买马契 (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

材料三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 [明]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材料一   关于市舶使的最早记载出现于714年，此时市舶使还只是偶尔为之的临时差遣。798年，岭南节度使王虔休兼市舶使，正式建立了市舶管理机构。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市舶使改由驻岭南的“监军”宦官兼任，其作为朝廷派往外地负责采购特定商品的一种专使，也参与对蕃商、侨民的管理。

——摘编自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

材料二   北宋建立后，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设置市舶司，至北宋中期又在泉州和密州板桥镇(今胶州市)设置市舶司。北宋市舶收入占岁入总额的0.4%至1.3%，南宋初期市舶收入一度达到了财政收入的4%至5%。市舶司是在对外交往和海外贸易事务上初步建立起国家垂直领导、集中管理、垄断经营的全新机制，其建制是以盐铁使体制为模式由朝廷直接控制的，代表国家管理外交外贸事务，为后世提供了一套可资继承和借鉴的经营机构和制度。

——摘编自杨文新《宋代市舶司研究》

材料三   市舶制度的七大职能     

奏报：蕃舶抵达之后，由地方政府负责及时向朝廷上报。   

检阅：蕃舶进港后，首先由地方长官对其进行检查。

款待：蕃舶到达后，地方长官还要举行“阅货宴”加以款待。   

舶脚：征收关税，又称“下碇税”。       

收市：政府优先垄断收购蕃舶珍贵商品，朝廷收购完毕再任其与民间交易。

进奉：蕃商向皇帝进贡珍异物品。   

作法：制订某些有关蕃舶管理的政策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