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与宋代东京

材料一   唐时长安城，宫室、官署、佛寺皆占据高地而作，街陌皆广植槐树、榆树、白杨等，以资荫凉。坊市制度严格，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城中有东、西两市，市署管理市场，度量器物须经校验方才准许出售，外商云集，货物琳琅满目。

——摘编自徐松《唐两京城坊考》

材料二   宋东京（开封）城，街巷桥梁，繁华富丽，甲于天下。茶坊、酒肆、脚店、肉铺等沿街设立，昼夜相接，无有绝时。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瓦子（娱乐场所）之多，不可胜数。其士大夫及庶民，不论贫富，皆着长衫，束带，博带广袖，出入茶肆、酒肆、脚店、食店，听书、观画、博弈、玩牌，不以为耻。

——摘编自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从唐代长安到宋代东京城市的变化，并分析这些变化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发展趋势。

材料一   唐代从广州启航，经西沙、南沙群岛到波斯湾、红海的海上丝路航线繁盛兴旺。唐代所造船舶规模巨大，船体坚固，适宜远洋航行，许多外国商人都乐意乘坐。广州位于西、北、东三江交汇处，濒临南海，占尽海河港口之利。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天宝九年（750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指阿拉伯、波斯等白种人）、赤蛮（非洲黑种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唐代广州开辟了通往日本、朝鲜的航线。唐政府对海上贸易采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的政策，推动了对外交通贸易的发展。

——摘编自张一平《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对南海区域的影响》

材料二   宋代，大批来自东南亚、印尼、西亚、东非乃至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商船，满载货物，在广州舶岸，进行贸易。当时进口货物主要是香药、犀象、珊瑚等，出口的主要是丝绸、瓷器、铜钱等。广州码头上中外货物堆积如山，正所谓“海舶贾蕃，以珠犀为货，丛委于地，号称富庶”。从广州上岸的外国货物，占各口岸总数的绝大部分。在宋代第一批设置市舶司的口岸中，广州是最早的。

——摘编自黎小明《两宋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

材料一   唐朝是中国陶瓷业的鼎盛时期，形成“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唐代，饮茶之风大盛，“茶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邢窑白瓷，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在唐代，制瓷业已经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官府专门设置了“将作监”“少府监”等专门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唐代晚期，长沙铜官窑首创釉下彩绘，并把绘画和诗文用于瓷器装饰，耀州窑黑釉瓷器充满西域风情，采用的贴花技术来源于波斯萨珊王朝的金属压印、锤揲工艺。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陶器。

——摘编自叶喆民《中国陶瓷史》

材料二   瓷器贸易在宋代获得空前的发展。红海沿岸转运的港口，如福斯特一地，残瓷堆积如丘，见证了当时中西瓷器贸易的规模之大。由于巨大的外销市场，南方不少地区都生产瓷器，湖南生产的瓷器溯水逾岭运到广州，几乎专为外销之用。宋代四大镇，原来都不是城市，只因其经济功能，于是蔚为大镇。四大古镇中的景德镇以产瓷为主，佛山镇以冶铸铁器为主，两者都因特定产业而兴盛，这两项产业的产品兼有内与外两种方式，盛况能持续数百年之久。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