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朝政府虽积极采取招徕蕃舶、鼓励贸易的政策，但为了保障抽解和博买，防止商税透漏、走私贸易及重要物资外流，仍实施以防范和限制为主的管理制度。如宋朝政府对辽、金、交趾等，禁通海上贸易；禁止中国商船擅自搭载外国人入宋；禁运铜钱及军用物资出海；禁止与蕃客私相交易；等等。因以上诸般禁防，宋政府禁止舶船私自出海，“自来有市舶处，不许私发番船”。凡船出海贸易，皆须申请公凭，经市舶司检验，对于出港不经检验而无公凭者，“许诸色人告捉，船物没官”。而对于商船从哪个港口出发，从哪个港口返航，皆有限定。

——摘编自曹家齐《宋代的交通形势与制度》

材料二

                  南宋对外贸易交通路线图

史载，南宋“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当时有大臣认为，“藩舶巨艘……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为此，南宋政府屡次禁止铜钱出境。嘉定十二年（1217年），认为“以金银博买，泻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

——摘编自袁超《魏晋至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种类的转变》

古代的佣书

材料一   受雇于贵族官府、书贾书肆、富豪士人及寺庙道观，为人抄写书籍以接取佣金的职业在古代称为“佣书”。抄书是一种艰苦的劳动，理应得到报酬，但佣书者也会遇到迟付酬金和欠薪的现象。敦煌遗书中就有好几则经生书手在卷子末尾写下的对雇主欠薪的报怨：“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

《魏书·刘芳传》记载：“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北齐书·张景仁传》载，张景仁“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这些人或因佣书而知名，或因字写得好，而得以担当抄参加工作。

三国东吴的阚泽，在佣书中“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北宋苏轼在谪居湖北黄冈时，以抄书为“日课”，仅《汉书》就抄了三遍，起初一段事抄三个字为题，次则两个字、到后来则一个字，将书的内容烂熟于心。以至于友人举题一字，“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

明清两代，官方组织编纂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四库令书》，就因卷帙浩繁，雕版、排字、印刷不易而采用车工誊抄。其中《永乐大典》的抄书手就达2669人，《四库全书》的抄书手也达3826名。据说《四库全书》的抄手每人每天要抄写1000字，每年要抄写33万字，五年限抄180万字。这些皇皇巨著渗透了众多抄书者的辛勤劳动。

——摘编自李明君《简论中国古代的“佣书”职业》

材料二   至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发展，版本书籍迅速增加并逐渐成为书籍传播的主要手段。但佣书业并非一蹶不振，而是依然兴旺，民间的文字往来、官私交书，大量需要专业的佣书。宋代佣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代笔业务，即为顾客提供以应用文为主的各类文章、文字服务。宋代佣书创办有专业办理、代写涉官文书的商业店铺，这就是“写状钞书铺户”、简稿书铺。书铺的主要业务是涉官文书，包括代写上书文学、供词、诉讼状于、填写税钞，办理公证文书，为举人、官员承办各类文书等。正因作用如此之大，所以书铺遍及全国各州县，而且官府对此类业务有着严格的审批和管理。政府如礼部、刑部、吏部的某些职能“外包”与书铺代理，使书铺佣书成为国家机器里一个文书方面的编外辅助组。除涉官业务之外，民间社会生活的佣书业务更多。家庭类佣书比较高档，有较为固定的客户。宋代是契约社会，土地自由买卖，租佃发展导致的买卖、租佃土地契约发展，是农村的代表；房地产的发展导致房地产租售契约发展，是城市的代表。广泛存在的契约文书，需要佣书完成，佣书非抄录性的文书业务大量增多。

——摘编自程民生《宋代的佣书》

材料一   元世祖懂得只有恢复和发展经济，才能安定社会秩序，使元朝得以巩固。元朝疆域辽阔，设通政院统领各地驿站事务，极大地加强了商人的往来和各地商品的流通；内外贸易的开展，使元朝在全国范围内修筑了众多的运河和道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与其它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交流，不仅仅是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出口，也有大量的粮食、铁器等日常生活用品的进口，加之宋代的工商业发展，国内外贸易都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为元代所继承，促进了元朝商业的繁荣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元朝简史)》

材料二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水陆交通的发达，东南沿海、运河两岸以至北方草原上都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城镇；广州、泉州、杭州、大都等地有大量外国商人侨居，其中元大都还吸引了许多文化名人，他们的交流和思想碰撞使大都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交流的枢纽，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商品和文化在大都交融，促进了艺术、文学、音乐等领域的繁荣和创新。商业活动的兴盛，为国家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社会的稳定。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元朝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