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782年，在云南省从事棉花贸易的江西会馆商人熊积山等人，针对“秤制、银色各项均不画一”的现象，呈请官方重新议定行规。经昆明县官员查核上报，云南布政使江兰议定了7条棉花买卖行规。1830年始，湖南津市江西会馆各行号共同捐资，先后建造水龙3架，组成了效率更高的救火组织——水龙公所。此外，津市、洪江两地江西会馆均与他省会馆一道，成为育婴、义渡等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管理者。除了主导地方公益活动外，江西会馆还在官方要求下成为仓储、筹饷等政务的执行者。作为同乡同业性质的民间组织，江西会馆往往将乡例用来规范同乡行为、调解行业纠纷。除乡例外，江西会馆各行业还往往创立神明会，以会约的形式来规范同行。与乡例、会约一样，官法是江西会馆处理和调解各种事务不可或缺的资源。

——摘编自李平亮《清代会馆与社会治理——以江西会馆为中心的思考》

材料一   明清时代，皖南一域产生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在徽州当地， 一般民众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当频繁，田土交易推收过割，以及乡土社会秩序之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以“契约和理性”来支撑，即使是亲族之间也不例外。明清以来的徽州遗留下的大量文书，除契约文书之外，还有 日记、书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 案卷等，几乎涵盖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徽州在传统上属于诉讼频繁的“健讼”之地，围绕着各类土地、房产、赋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文书，作为发生纠纷和诉讼时的有力证据，有长时期保存之必要；再加上“敬惜字纸”之观念深入人心，巨量徽州契约文书得以留存。

材料二   海外也零星可见徽州文书之收藏。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书法艺术珍品流入美国)；英国的档案中有一些徽州茶商的资料；日本长崎等地，保留了一些徽州海商的文书。日本其他的一些机构也保留有少量徽州文书，但其整体收藏的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有日本学者提出：古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的巅峰在明中后期，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时，徽商则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1984年，有学者利用中日(官方)交涉中的海事资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从事海外贸易的事实。1999年，有学者广泛搜集中日两国的文集、笔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并从中寻找徽州海商的印记，得出在清代(太平天国运动前)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的结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材料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效率与代表性农业生产水平

——摘编自朱珠《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的非生态转向》

材料   自明中后期始，受经济思想领域新变化的影响，反传统、反封建的早期启蒙思潮在高度的专制压迫中蔚为风尚，例如“异端之尤”李贽等对孔孟教条的否定，对封建独断论的批判都是空前的；“左派”的泰州学派王学提倡的平民主义思想也是前所未有的。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等，更从不同侧面对宋明理学，乃至君主专制作了深刻批判。在文学领域，明中期，新兴文学的兴起，不仅在形式上超过“台阁体”文学和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学复古思潮，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冲破封建伦理的束缚，实现个性解放的文学魅力。从“童心说”到公安派的“独抒性灵”，再到“三言”“二拍”“四大名著”等，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封建制度的弊端，正因如此，这一时期被学界比作先秦的诸子百家，甚至被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

——摘编自展龙《明清文化特征刍议》

材料一：欧洲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对中国风（Chinoiserie）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欧洲人如醉如痴地欣赏和赞美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商品、书法、绘画争着买；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身着中国丝绸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王后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端着景德镇的茶碗品茶……”。伏尔泰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看做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论，认为这种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原则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于西方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

——摘编自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及莱布尼茨《中国近事》

材料二：法国的皮埃尔·索拉内特于1783年发表的《1774—1781年东印度和中国之行》说孔子思想也不过是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梦幻、格言警句和古老的童话与一点点哲理糅合在一起的大杂烩”。某学者有如下论述：1789年以后中国的威望黯然失色，除去欧洲新的社会结构使中国思想在政治上变得无用这一事实之外，还找不到其他解释。其中之一是19世纪中国已不是18世纪的中国了……。最大的原因是欧洲文明的巨大进展，它现在开始是在远远超过中国的水平上运动着。

——摘编自《康乾盛世的历史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