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二：明代中后期思想领域形成“以情反理”、冲击传统的浪潮，一向为人们所轻视的商贾、庶人、优伶等起而摇锋讲学，鼓吹蔑视礼法、追求个人情性等“异端”学说纷陈。 

材料一   治生，即通过授徒、游幕、行医、经商等手段谋生。文人从事治生活动，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到了明清时期，文人从事治生已成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一时期他们的治生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南宋的义利思想和元代理学家许衡的治生思想，将治生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认为治生对治学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只要不违背义理，治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道。王守仁认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官员沈德符也认为“士大夫赎货无厌者，固云龌下流，然为子孙计，或是一理”。思想家陈确认为“唯真志于学者，则必能读书，必能治生”。清代文人张履祥在前代治生思想的影响下，提出“治生以稼为先”的主张。他一边治学，一边身体力行，从事农业实践，并不断地总结经验，著成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农学巨著《补农书》。

材料二   明清时期，重视治生思潮的兴起，对于世风和士风的影响很大，如浙东、浙西的风俗不同，浙西好货食利，尚奢华，浙东则比较淳朴，重气节。清嘉、道之际，乌程人沈尧云对社会上文士汲汲于治生获利的现象予以深刻揭示，认为当时已四民不分，商人的地位得到大大提升。文人从事治生本无可厚非，但也出现了一些为人不齿的个别现象，戴名世对社会上出现的文士钻营利禄之途，所谓的好士者偏离正道的倾向予以抨击，王应奎也对一些文人为了追求物质财富而将道德抛诸脑后的现象颇为忧虑，“然今日之秀才，偷懦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谓之能措大事可乎”?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徐永斌《明清时期文人的治生观念》

材料   

                         甘薯传播路径

1593年，福建长乐县人陈振龙到吕宋经商，从当地人手中，弄到几只青藤，并学会栽种、收获、藏种的办法。回国后，在住宅旁空地上，陈振龙将甘薯繁殖起来。值闽中旱饥，其子陈经纶上书巡抚金学曾倡议种植，收益显著，可充谷食之半，于是甘薯广为传种。当时人们称其为“金薯”，称颂金学曾推广甘薯有功。甘薯适应能力很强，在一般小麦、水稻难以种植的沙质土壤中都宜种。这种救荒品种很快传播到浙江、山东、河南等地，通过当地人民的努力使甘薯在北方寒冷的冬季里也能留种。

甘薯、玉米等新引入的粮食作物都具有耐旱、耐瘠的特性，一般粮食作物难以生存的贫瘠土壤、深山苦寒地区均可种植，且产量高。《植物名实图考》中道；“山农之粮，视其丰歉；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秆干以供炊，无弃物。”

——摘编自邵侃、卜风贤《明清时期粮食作物的引入和传播——基于甘薯的考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