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代，皖南一域产生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在徽州当地， 一般民众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当频繁，田土交易推收过割，以及乡土社会秩序之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以“契约和理性”来支撑，即使是亲族之间也不例外。明清以来的徽州遗留下的大量文书，除契约文书之外，还有 日记、书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 案卷等，几乎涵盖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徽州在传统上属于诉讼频繁的“健讼”之地，围绕着各类土地、房产、赋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文书，作为发生纠纷和诉讼时的有力证据，有长时期保存之必要；再加上“敬惜字纸”之观念深入人心，巨量徽州契约文书得以留存。
材料二 海外也零星可见徽州文书之收藏。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书法艺术珍品流入美国)；英国的档案中有一些徽州茶商的资料；日本长崎等地，保留了一些徽州海商的文书。日本其他的一些机构也保留有少量徽州文书，但其整体收藏的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有日本学者提出：古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的巅峰在明中后期，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时，徽商则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1984年，有学者利用中日(官方)交涉中的海事资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从事海外贸易的事实。1999年，有学者广泛搜集中日两国的文集、笔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并从中寻找徽州海商的印记，得出在清代(太平天国运动前)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的结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