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782年，在云南省从事棉花贸易的江西会馆商人熊积山等人，针对“秤制、银色各项均不画一”的现象，呈请官方重新议定行规。经昆明县官员查核上报，云南布政使江兰议定了7条棉花买卖行规。1830年始，湖南津市江西会馆各行号共同捐资，先后建造水龙3架，组成了效率更高的救火组织——水龙公所。此外，津市、洪江两地江西会馆均与他省会馆一道，成为育婴、义渡等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管理者。除了主导地方公益活动外，江西会馆还在官方要求下成为仓储、筹饷等政务的执行者。作为同乡同业性质的民间组织，江西会馆往往将乡例用来规范同乡行为、调解行业纠纷。除乡例外，江西会馆各行业还往往创立神明会，以会约的形式来规范同行。与乡例、会约一样，官法是江西会馆处理和调解各种事务不可或缺的资源。

——摘编自李平亮《清代会馆与社会治理——以江西会馆为中心的思考》

材料一   明清时代，皖南一域产生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在徽州当地， 一般民众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当频繁，田土交易推收过割，以及乡土社会秩序之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以“契约和理性”来支撑，即使是亲族之间也不例外。明清以来的徽州遗留下的大量文书，除契约文书之外，还有 日记、书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 案卷等，几乎涵盖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徽州在传统上属于诉讼频繁的“健讼”之地，围绕着各类土地、房产、赋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文书，作为发生纠纷和诉讼时的有力证据，有长时期保存之必要；再加上“敬惜字纸”之观念深入人心，巨量徽州契约文书得以留存。

材料二   海外也零星可见徽州文书之收藏。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书法艺术珍品流入美国)；英国的档案中有一些徽州茶商的资料；日本长崎等地，保留了一些徽州海商的文书。日本其他的一些机构也保留有少量徽州文书，但其整体收藏的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有日本学者提出：古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的巅峰在明中后期，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时，徽商则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1984年，有学者利用中日(官方)交涉中的海事资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从事海外贸易的事实。1999年，有学者广泛搜集中日两国的文集、笔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并从中寻找徽州海商的印记，得出在清代(太平天国运动前)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的结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的着装有严格规范.如表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服饰规范的部分内容

——摘编自张玲《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符号内涵及制度规范》等

材料二   明代的“服妖”分为衣冠复古、奢侈僭越、男女混装和习俗禁忌四个类别。衣冠复古，即穿戴模仿前朝服饰，包括了元蒙遗风和之前其他朝代的服饰；奢侈借越，即以下借上，违制使用贵重饰品和贵族服饰；男女混装，即女着男装、男着女装；习俗禁忌，即与传统社会认知相违背的服饰或服饰行为，如上层人士穿戴低贱之人服饰等。

——整编自赵梦菲等《明代“服妖”服饰现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