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1898年，近代思想家严复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受到光绪帝召见，不久后向皇帝上万言书，其中谈到欧洲历史，大略言：“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文化）、政治皆彬彬（优异）矣。希腊中衰，乃有罗马。罗马者，汉之所谓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日尔（耳）曼诸种起而乘之，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民族）相矜（争斗），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忌惮），终以相成（成就），日就所将，至于近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

——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

2.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在十九世纪末叶，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力量的近代知识分子的社 会阶层。二十世纪初，这种状况有了改变。以当时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日本来说，1896年 才开始有，1900年以前还不到一百人，1903年初已有九百人，到1905年、1906年更激增到 八千多人。留日学生中，数量最多的是师范生，回国后就在学堂中任教，带来不少新的思想和 习尚。在留日学生中，那时倾向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但还处在相当散漫的状态。1905年7月19 日，首倡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而享有极高威望的孙中山来到日本，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共同 领袖，成为足以团结各方面革命力量的中心人物。 材料二：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 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实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竟于学，此法 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 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梁启超《官制与官规》（1910年）

3.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的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当中国被拖入现代化进程，无论接受．还是排斥，历史大势不可逆转。康有为纵然学贯中西，天纵英才，始终无法扭转历史大势，这注定了他只能成为时代的少数派，既无力打破也无法逃脱。康有为尽管披着西方的外衣，但他的政治理想，其实还是传统的“得君行道”的那一套：一方面，康有为在他的时代，找到了君主立宪这个新天道，然后四方奔走，想要得君，然后行道，可他想得的君，要么是被软禁的光绪，要么是流亡的溥仪。另一方面，他的救国方案，即使遇到明君，也不可能真正的解决问题——他没有意识到，西方宪制自有它生长的道德根基和伦理机制。康有为始终相信只有文化与制度嫁接起来，汇通东西——西方的物质文明结合孔夫子的教诲——才能重建中国人衰微的价值世界。

——摘编自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

1. 19世纪中后期，西方民主观念逐渐传人中国，“议会、民权、自由、宪政、权利”等成为热门词汇。清末民初，“革命、共和、民主”等成为流行词。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民主”“革命民主主义”等词语成为新宠。对此解释合理的是（   ）

2. 下表是20世纪初孙中山和张謇的部分主张，表明两人都（ ）                                                                                            

人物	主 张
孙中山	《建国方略》：“革命党之誓约曰：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自西学之东来也”
张謇	《农工商标本急策》：“商务亟宜实办”“工务亟宜开导”“农务亟宜振兴”

3. 1899年，《万国公报》称：广学会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等，“初印时，人鲜顾问，往往随处分赠，继而渐有乐购者，近三年来，几于四海风行”。这一现象表明（   ）

1.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庚子事变后，中国新思想界有人提出了建立国民政治的主张。他们认为：“欲国民能力发达，以竞争图存，必须赋予国民以参政权，建立国民政治。国民政治不但可提高国民能力，且能限制专制权力，保障产权，发展资本主义，以对抗列强的经济压迫”……“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在20世纪初渐成新思想界的共识。其中，革命派主张“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立宪派要求建立“国民的立宪”。

而立宪派则较多地受精英民主论的影响，他们恐惧“下等社会”当政，认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当以中等社会为立足点、主动力，不赞成过早向“下等社会”开放政权。梁启超主张必先“新民”，牖启国民之政治思想，培育其能力，再实行国民政治，不赞成在国民资格未备的条件下实行国民政治。

民国建立后，立宪派强调人民主权说于学理不通，也不适合中国当前之需，且易生流弊；革命党人则将主权在民看作共和政治的本质特征。

思想界围绕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发生的争论持续发酵。

——摘编自邹小站《清末民初思想界关于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的争论》

2. 纪年作为一种计量时间的工具，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近代报刊出现了纪年方式的多元化景象。1882年，上海《申报》使用“西历一千八百入十二年”“大清光绪入年”与“壬午”共同标记年份。1895年，康有为创办的《强学报》在首版上增加“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纪年方式。1903年，革命刊物《江苏》则采用了“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来标注时间。

——摘编自张磊、许天敏《重构国族与接轨世界：中国近代报刊的纪年之争》

材料二   1912年，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民国试图用“民国纪元”代替皇帝年号纪年的措施来表明新政府的新气象，并凸显政权的“正朔”，但诸如过年等阴历的习惯依旧普遍。最终，中华民国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孔子与西洋历结合，阳历的“洋历”色彩消退，并变为国民需要遵守的通行历法。

——摘编自朱文哲《近代中国纪年公理之变迁》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乡村工业大发展，阳历历法体系、钟点时间日益在民众中普及开来。1985年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95%的青年人不愿意种田，67%的中年人希望进入工厂。阴历带有明显的季节性，而阳历具体到时分秒，于是钟表成为人们主要的计时工具，并不断更新、进步。人们以之来确定自己的上下班时间。精确时间概念、守时、时间就是金钱等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摘编自王加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结构的嬗变》

3.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近代中国政治派别的名称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本是一脉相承的政治势力，因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与敌对势力斗争的侧重点不一样，形成了三种名称，各阶段的政见主旨和人们所给予的褒贬也寓于其中。下表所示为某学者对三种名称所作的历史解释。

名称	时期	政见主旨
（1）维新派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8年）	除旧布新，挽救危亡，以消弭革命于方萌。
（2）保皇派	保皇活动时期（1898年戊戌政变后—1905年）	保护（要求归政于）光绪帝，反对慈禧太后，联系革命派并与其论战。
（3）立宪派	立宪运动时期（1906—1911年）

——整理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

1. 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2016年4月至6月，第十一届“中法文化之春”在中国举行，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被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广为宣传。《论法的精神》和《社会契约论》也被译成汉语出版。

概括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思想，并分析其思想在近代中国广为传播的原因。

2. 近代中国在不同时期学习西方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五四运动之前大致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三个层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缘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