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1898年，近代思想家严复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受到光绪帝召见，不久后向皇帝上万言书，其中谈到欧洲历史，大略言：“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文化）、政治皆彬彬（优异）矣。希腊中衰，乃有罗马。罗马者，汉之所谓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日尔（耳）曼诸种起而乘之，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民族）相矜（争斗），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忌惮），终以相成（成就），日就所将，至于近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

——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

2.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在十九世纪末叶，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力量的近代知识分子的社 会阶层。二十世纪初，这种状况有了改变。以当时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日本来说，1896年 才开始有，1900年以前还不到一百人，1903年初已有九百人，到1905年、1906年更激增到 八千多人。留日学生中，数量最多的是师范生，回国后就在学堂中任教，带来不少新的思想和 习尚。在留日学生中，那时倾向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但还处在相当散漫的状态。1905年7月19 日，首倡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而享有极高威望的孙中山来到日本，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共同 领袖，成为足以团结各方面革命力量的中心人物。 材料二：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 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实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竟于学，此法 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 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梁启超《官制与官规》（1910年）

3.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的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当中国被拖入现代化进程，无论接受．还是排斥，历史大势不可逆转。康有为纵然学贯中西，天纵英才，始终无法扭转历史大势，这注定了他只能成为时代的少数派，既无力打破也无法逃脱。康有为尽管披着西方的外衣，但他的政治理想，其实还是传统的“得君行道”的那一套：一方面，康有为在他的时代，找到了君主立宪这个新天道，然后四方奔走，想要得君，然后行道，可他想得的君，要么是被软禁的光绪，要么是流亡的溥仪。另一方面，他的救国方案，即使遇到明君，也不可能真正的解决问题——他没有意识到，西方宪制自有它生长的道德根基和伦理机制。康有为始终相信只有文化与制度嫁接起来，汇通东西——西方的物质文明结合孔夫子的教诲——才能重建中国人衰微的价值世界。

——摘编自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

1. 19世纪中后期，西方民主观念逐渐传人中国，“议会、民权、自由、宪政、权利”等成为热门词汇。清末民初，“革命、共和、民主”等成为流行词。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民主”“革命民主主义”等词语成为新宠。对此解释合理的是（   ）

2. 下表是20世纪初孙中山和张謇的部分主张，表明两人都（ ）                                                                                            

人物	主 张
孙中山	《建国方略》：“革命党之誓约曰：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自西学之东来也”
张謇	《农工商标本急策》：“商务亟宜实办”“工务亟宜开导”“农务亟宜振兴”

3. 1899年，《万国公报》称：广学会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等，“初印时，人鲜顾问，往往随处分赠，继而渐有乐购者，近三年来，几于四海风行”。这一现象表明（   ）

1.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中国近代的国家主权思想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主要来自《万国公法》（该书于186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托译出），他们把《万国公法》视为“彼此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在外交实践中援引《万国公法》维护国家主权。第二阶段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喊出了“兴民权”的口号，梁启超论证了民与国、民权与国权的密切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邹容主张：“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侵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胡汉民认为，主权“即独立权也，其为独立也，以对于外部不受干涉，为其活动之原则”。

——摘编自侯德彤《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

2.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在对近代意义的“国民”进行构建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结合西方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现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梁启超对国民的理解是“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邹容认为，国民应该是“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国民报》在《说国民》一文中，通过国民与奴隶的对比，强调国民应具备“有权利”“有责任”“喜自由”“言平等”“尚独立”的品质。1905年《民报》刊载的《民族的国民》一文中，将国民的特征定义为“构成国家之分子”“有国法上之人格”“独立自由，无所服从”“有权利义务”。另外，清末立宪的开展以及国会请愿运动的进行，都要求国民拥有一定的行宪能力，所以参政能力也被强调为国民应具备的一种素质。

——摘编自黄志成《晚清〈申报〉的国民程度观》

3. 纪年作为一种计量时间的工具，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近代报刊出现了纪年方式的多元化景象。1882年，上海《申报》使用“西历一千八百入十二年”“大清光绪入年”与“壬午”共同标记年份。1895年，康有为创办的《强学报》在首版上增加“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纪年方式。1903年，革命刊物《江苏》则采用了“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来标注时间。

——摘编自张磊、许天敏《重构国族与接轨世界：中国近代报刊的纪年之争》

材料二   1912年，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民国试图用“民国纪元”代替皇帝年号纪年的措施来表明新政府的新气象，并凸显政权的“正朔”，但诸如过年等阴历的习惯依旧普遍。最终，中华民国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孔子与西洋历结合，阳历的“洋历”色彩消退，并变为国民需要遵守的通行历法。

——摘编自朱文哲《近代中国纪年公理之变迁》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乡村工业大发展，阳历历法体系、钟点时间日益在民众中普及开来。1985年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95%的青年人不愿意种田，67%的中年人希望进入工厂。阴历带有明显的季节性，而阳历具体到时分秒，于是钟表成为人们主要的计时工具，并不断更新、进步。人们以之来确定自己的上下班时间。精确时间概念、守时、时间就是金钱等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摘编自王加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结构的嬗变》

1. 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2016年4月至6月，第十一届“中法文化之春”在中国举行，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被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广为宣传。《论法的精神》和《社会契约论》也被译成汉语出版。

概括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思想，并分析其思想在近代中国广为传播的原因。

2. 近代中国在不同时期学习西方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五四运动之前大致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三个层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缘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