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的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当中国被拖入现代化进程，无论接受．还是排斥，历史大势不可逆转。康有为纵然学贯中西，天纵英才，始终无法扭转历史大势，这注定了他只能成为时代的少数派，既无力打破也无法逃脱。康有为尽管披着西方的外衣，但他的政治理想，其实还是传统的“得君行道”的那一套：一方面，康有为在他的时代，找到了君主立宪这个新天道，然后四方奔走，想要得君，然后行道，可他想得的君，要么是被软禁的光绪，要么是流亡的溥仪。另一方面，他的救国方案，即使遇到明君，也不可能真正的解决问题——他没有意识到，西方宪制自有它生长的道德根基和伦理机制。康有为始终相信只有文化与制度嫁接起来，汇通东西——西方的物质文明结合孔夫子的教诲——才能重建中国人衰微的价值世界。

——摘编自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

材料一 候选郎中陈时政奏请：“日本伊藤（博文）罢相来游中土……查伊藤既为日本维新之臣，必能识新政之纲领，知变法之本原……如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著其参预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也。” 翰林院编修黄曾源奏陈：“建议之臣言联英、日以拒俄者，十之八九，而言和俄以疑英、日者，盖百不得一矣……是伊藤之益于新政者，不可知；而其为害于邦交者，已有不可胜言者矣”“为今之计，莫若就此和俄，以疑英、日之局而修补之”。

 ——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材料二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向严复询问变法对策。严对曰：“请皇上于未变法之先，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心。”

 ——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摘编自陈睿腾《晚清成戊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经验与现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