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近代报刊出现了纪年方式的多元化景象。1882年,上海《申报》使用“西历一千八百入十二年”“大清光绪入年”与“壬午”共同标记年份。1895年,康有为创办的《强学报》在首版上增加“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纪年方式。1903年,革命刊物《江苏》则采用了“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来标注时间。
——摘编自张磊、许天敏《重构国族与接轨世界:中国近代报刊的纪年之争》
材料二 1912年,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民国试图用“民国纪元”代替皇帝年号纪年的措施来表明新政府的新气象,并凸显政权的“正朔”,但诸如过年等阴历的习惯依旧普遍。最终,中华民国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孔子与西洋历结合,阳历的“洋历”色彩消退,并变为国民需要遵守的通行历法。
——摘编自朱文哲《近代中国纪年公理之变迁》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乡村工业大发展,阳历历法体系、钟点时间日益在民众中普及开来。1985年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95%的青年人不愿意种田,67%的中年人希望进入工厂。阴历带有明显的季节性,而阳历具体到时分秒,于是钟表成为人们主要的计时工具,并不断更新、进步。人们以之来确定自己的上下班时间。精确时间概念、守时、时间就是金钱等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摘编自王加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结构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