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压倒全场）时代也。……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请结合中外史实，评述孙中山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结合材料与中国近现代的史实，围绕“近代化的理想与实践”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简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孙中山的多数追随者仅致力于推翻满人，建立共和国，而很少有人关注民主重建与解决民生这些更重要的任务。当帝国被推翻、民国成立之时，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他们因此不顾孙中山的反对，情愿同袁这种毫无原则的人进行妥协。至于三民主义，他们完全抛弃了民权和民生主义，只接受了民族主义的部分内容。他们并未意识到在民国建立后，必须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抗争。他们也无视孙中山三阶段的革命方略，而只是乐于同遗老遗少合作，并优待废帝，这些都为以后军阀割据及复辟帝制的企图铺平了道路。

——据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整理

结合材料与所学中国史的相关知识，围绕“革命设想与实践”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 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一

他的出名主要的是由于他的学说，即“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罗素《西方哲学史》

材料二

如果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会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有压迫者的力量。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材料三

中国近代人文思想是在西方现代文化传入的基础上，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互动，在同化与顺应两种机制的作用下产生的。但这种人文思想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力图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对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的比较鉴别中，逐渐发展出具西方文化特色的人文思想。

——文池《思想的灵光》

请回答：

材料一

17世纪，中国明朝的黄宗羲认为私利是与生俱有的，正是由于有个体的私利，才合成了天下的公利。他主张君臣应该合理分配职权，立“天下之法”，废“一家之法”。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认为一切存在物都有他们的法，人在自然状态下，应当首先想到如何保存自己的生命。他主张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分别由议会、君主、法院三家掌管。

材料二

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国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

材料四思想市场指的是思想有自由表达的环境，百家争鸣，执政者不但不禁锢思想，反而着力创造思想自由的氛围，鼓励思想论争，自己则对救时主张择善而从。我国历史上曾两次出现了思想市场——春秋战国时代和民国初年五四时期。……改革需要新思维，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需要各方人士为改革出谋献策。……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袁刚：《思想市场会使中国更有前途》，《人民论坛》2012年11月

材料一  当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应用的力量。……人类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卢梭《社会契约论》

材料二  顺应这些自然本性的各项中央权力，都喜欢和鼓励平等，因为平等特别便于中央行使权力，使中央扩大和巩固权力。……政府是爱公民之所爱，并且自然是恨公民之所恨。这种感情一致的共同体，在民主国家不断将每个公民和国家元首结合在同一思想之下，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隐秘的和恒久的同情。……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自然喜欢中央政权，并愿意扩大它的特权；而且，如果这个政权忠实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确切地再现了他们的本意，他们对它的信任就几乎是无限的，并准备将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献给它。

——摘自[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材料三  康有为于1898年上书光绪皇帝，更明白说道：“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从利娅·格林菲尔德对民族主义兴起之感情动力的论断来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可以说已经略具刍形，呼之欲出。

——摘编自《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