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尚书》有载：“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以文化程度作为华与夷的界限，但是夏、夷可互变，夷用夏礼，即夷的行为符合周的礼乐文明，夷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

由于西周春秋时期诸夏与诸蛮夷戎狄的长期斗争与融合，春秋战国之际黄淮江汉流域广大范围内出现了一个由各族融铸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民族。周边的戎、狄、蛮、夷逐渐融入华夏民族，同时秦楚两国融入中原文化圈，产生华夏认同观念，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华夏认同得以进一步发展，《辽史》中就有记载：“辽之先，出自炎帝……奇首（辽先祖名）生都巷山，徙潢河之滨。”“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推动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发展。

——整理自教材和教师用书

结合材料解释“华夏认同”的内涵，并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

材料  在中国古代，华夏文化是一种普世适应的文化。 华夏与周边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不是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一种普世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文明与半文明乃至非文明之间的差异。所谓“夷夏之辨”表面上是族类或种族的差异，实际上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差异。

——摘编自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

根据材料，任选角度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加以论述。 (要求：写出观点，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据《周官》《礼记》记载，周代已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和右史。“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史官们作为主要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他们的职守之学和文化创造，构成了周代独有的“史官之学”。刘师培指出，“周代之学术，即史官之学也，亦即官守师儒合一之学也。”其理由有二：“一为史官普设于列国也；二为史官为世系之职也。”“史官之学”不仅涉及到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也是对早期中国思想文化进行发展和改造，并使之最终形成了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

——摘编自张铮《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迅速转变，这种转化的基本动因是社会形态和制度转型。在此时期，许多史官因不能保持原来的禄位而流散各地，文化被史官垄断的局面因此被打破。同时，史官们在谈论具体的政治与历史问题时，往往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通变的思维、开阔的视野来进行论述。

——摘编自罗德荣、胡如光《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进步》

材料一   唐朝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连称，本义指衣冠华美又重礼仪。华夏作为文化、政治实体，在春秋战国时被周边民族所认同。各族同源共祖的观念得到发展。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秦汉以来，以中华或中国为对象和标志的传统国家认同不仅表现为对某一君主、某个具体王朝的认同，还开始表现为对超越朝代的具有历史文化延续性的认同，也带有传统政治治理模式长期得到继承发展，各个大一统王朝统治核心思想得以延续，统治中心地域大体不变，疆域或缩或扩、交叠更替，作为臣民的各族却因之不断融合壮大、反复结为一体的治理圈之政治趋同与认同特征。

——摘编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材料一   从周平王东迁前后开始，“中国”的周边地区，特别是在南方的“蛮夷”地带，随着生产手段的进步，农田不断被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除了移居中原的，当地的人们也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出现主动向“华夏”靠近的趋势，结果使得蛮、夷、戎、狄地区自身也逐渐转化为“中国”。……转化的动力，都在于他们认同华夏文明是一种比他们自身原有文化更加卓越的文化形式。

——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材料二   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重要阶段。辽夏金政权一方面推行以儒家文化和中央集权制为主导的统治方针，使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因俗而治的二元体制推动了“华夷一体”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深化了民族交融。

——摘编自高福顺《辽宋夏金时期内聚性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