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尚书》有载：“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以文化程度作为华与夷的界限，但是夏、夷可互变，夷用夏礼，即夷的行为符合周的礼乐文明，夷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

由于西周春秋时期诸夏与诸蛮夷戎狄的长期斗争与融合，春秋战国之际黄淮江汉流域广大范围内出现了一个由各族融铸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民族。周边的戎、狄、蛮、夷逐渐融入华夏民族，同时秦楚两国融入中原文化圈，产生华夏认同观念，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华夏认同得以进一步发展，《辽史》中就有记载：“辽之先，出自炎帝……奇首（辽先祖名）生都巷山，徙潢河之滨。”“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推动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发展。

——整理自教材和教师用书

结合材料解释“华夏认同”的内涵，并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

材料  在中国古代，华夏文化是一种普世适应的文化。 华夏与周边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不是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一种普世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文明与半文明乃至非文明之间的差异。所谓“夷夏之辨”表面上是族类或种族的差异，实际上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差异。

——摘编自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

根据材料，任选角度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加以论述。 (要求：写出观点，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据《周官》《礼记》记载，周代已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和右史。“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史官们作为主要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他们的职守之学和文化创造，构成了周代独有的“史官之学”。刘师培指出，“周代之学术，即史官之学也，亦即官守师儒合一之学也。”其理由有二：“一为史官普设于列国也；二为史官为世系之职也。”“史官之学”不仅涉及到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也是对早期中国思想文化进行发展和改造，并使之最终形成了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

——摘编自张铮《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迅速转变，这种转化的基本动因是社会形态和制度转型。在此时期，许多史官因不能保持原来的禄位而流散各地，文化被史官垄断的局面因此被打破。同时，史官们在谈论具体的政治与历史问题时，往往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通变的思维、开阔的视野来进行论述。

——摘编自罗德荣、胡如光《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进步》

材料一   （昭公十三年，叔向对韩宣子问曰）……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

——《左传》

材料二   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年）

材料三   “国民”一词在近代中国刊物上出现的频次颇高。有学者将“国民”与“中华民族”进行对比，发现1921到1949年间这两个词在红色报刊中的出现频次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下表：

——摘编自陈庆涛《红色报刊中“国民”与“中华民族”表述的二重变奏（1921—1949）》

材料一   华夏……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以别于四邻较为落后的民族，后者相对华夏族被概称为“夷”。春秋争霸史主要是齐、晋两国与楚国争夺霸权的历史，这本身就带有华夷之争的性质。……楚国也在北向争霸的漫长过程中逐步向华夏集团靠拢……同时，华夷关系并非只有斗争一面，双方也存在密切的和平接触与交流。以婚姻为例，双方通婚的材料见于史载者颇多。……秦灭六国，诸夏为一、秦始皇接受了邹衍的“九大洲”理论，欲把边疆之土与四境夷狄尽数吸纳到帝国的政治结构之内。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最终形成了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中国各族人民千百年来经济文化长期密切交流、互相影响的结果，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难以分别的局面。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展成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愤呼声，抒发了人们的共同感情。深深扎根于人民脑海中的民族自觉，成为鼓舞无数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无形动力。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一扫不少人在长期半殖民地境遇中形成的自卑心理，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自觉地成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

——摘编自金冲及《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