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根据材料，结合春秋战国时期所学知识，围绕“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自拟论题，并进行简要的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有学者将中华文明史放到全球视野下考察，对中国古代史进行了如下的阶段划分。

——摘编自周国林《全球视野下中华文明演进的阶段划分与道路选择》

选取材料中的一个阶段，并结合所学先秦史知识进行说明。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这得益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进步。当时流行“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公元前685年齐国“相地而衰征”，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围绕“争霸”战争的需要，诸侯国们都在不停地进行着改革。经过改革，公室宗族逐渐衰亡，卿族甚或平民贵族势力增强，这些都为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本思潮的兴起奠定了社会物质基础。

——摘编自潘俊杰、魏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而又充满活力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战争频繁，社会矛盾激化，人民生活困苦，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思想家们开始思考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实现个人价值等问题。各学派著书立说，招揽门徒，激烈争辩，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形成百家争鸣局面。

——摘编自《风云历史大讲堂》

材料一   有学者说，周代的宗法制完备而严格，是一个成功的创造。继位的族长在宗族中有对宗族祖先的主祭权、对族人政治上的治理权、对宗族内共有经济的支配权。同一宗族内，“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民”。这种关系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君统宗统的合一。

——摘编自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

材料二   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

——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三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任用商鞅开展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迁都咸阳后，“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摘编自《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古代改革家》

材料一   周代受封诸侯从周天子手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权力便是因地制宜、开疆拓土。周初分封，“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在各诸侯“并国”“开地”的过程中，周王朝的天下一统局面才得以形成和扩展，达到空前广袤的程度。在分封制条件下，周天子与各地诸侯的君臣关系和天下共主的权威在整个西周时期一直到春秋初期都是实际存在的。

——摘编自董恩林《论周代分封制与国家统一》

材料二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一些实力较为强大的诸侯趁机割据一方，并以武力控制周边的中小诸侯，形成了自己的霸业。诸侯国内部权力下移，以臣弑君的事件频繁发生。战国时期，诸侯纷纷称王，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春秋后期，周王室更加衰落，无力维护“学在官府”的体制，私人讲学兴起。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招揽人才，一些大贵族还以养士竞争高下，战国四君子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

——摘编自杨共乐主编《从历史印迹中走来的世界（中国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