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有学者说，周代的宗法制完备而严格，是一个成功的创造。继位的族长在宗族中有对宗族祖先的主祭权、对族人政治上的治理权、对宗族内共有经济的支配权。同一宗族内，“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民”。这种关系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君统宗统的合一。

——摘编自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

材料二   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

——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三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任用商鞅开展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迁都咸阳后，“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摘编自《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古代改革家》

材料一   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之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农业生产上，铁制农具开始出现，牛耕逐渐推广，水利事业发展，这都使农作物产量呈现出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和产量提高增加了公社农民在“私田”上劳动的兴趣，乃至于多开私田并隐匿其收入，与此同时耕作“公田”的积极性却越来越下降，以至公田荒芜不治。针对这种情况，统治者不得不逐渐改变剥削方式，废止由公社农民共耕公田的做法，向征收实物税过渡。统治集团中严格的等级制在春秋时期趋于瓦解，就周朝的范围而言天子地位下降，诸侯地位上升，王室衰微，大国称霸。传统政治秩序的破坏，还表现在一些国家出现了由国君直接任命长官的郡县。社会结构也处于转变之中。农业发展带动了工商业的发展，金属货币开始出现，传统的“工商食官”制度逐渐被冲破，到春秋后期产生了一批私营工商业者，其中一些人拥有相当庞大的资产……社会结构变动导致了社会的复杂化，统治者不得不对传统治国方式作出相应调整。

——整理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商鞅虽死，但新法在秦长期行用并取得显著成效，改革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故而惠文王以下历代国君仍遵行新法不废。秦国亦因而得以长期保持强盛的国力，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商鞅所着力建立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成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专制政体的社会基础。商鞅所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虽然与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相违背，但却成为以后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商鞅废除公社所有的井田制，建立新的授田制度，虽然原则上仍为土地国有，但由于农民可以长期占有土地以及国家直接管理基层土地存在困难，实际上大大助长了土地私有化的趋势，为以后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社会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秦国）政治制度先后由宗法分封制转变为专制官僚制。居于行政位置上的不再是拥有封地的世袭领主贵族，而是由君主任命、领取俸禄、可随时罢免的国家官吏。官僚制是中国古代王朝最主要的政权形式，其最初建立就是在战国时期。

——整理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周朝好比是家族社会的教科书，整个国家为一系列封地君主和其亲戚团体拥有”。沿着中国早期国家成长之路径，承袭夏商以来制度变迁之趋势，西周统治者建立起了一个“血缘宗法王国”，它承继了长期以来延续的氏族伦理，又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型塑国家形态。

材料二：周室东迁后，周天子逐渐丧失了对诸侯的约束能力。社会失序，暴力泛滥，亟需重建秩序，恢复和平。对此，法家以商鞅“分户”为代表，首先在大规模的变法实践中推行了一种与姬周大相径庭的家庭政策，此后经过韩非等人的阐论，最终成立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体制：“官僚制帝国”。法家一方面阐明国家和法律的公共属性；另一方面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争夺。法家通过对周朝国家体制的“双重否定”，从理论上进一步摧毁了东周以来实践中业已破产的“血缘宗法王国”，为中央集权帝国体制的最终确立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支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谢红星《早期中国至商鞅变法时代家国体制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