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周朝好比是家族社会的教科书，整个国家为一系列封地君主和其亲戚团体拥有”。沿着中国早期国家成长之路径，承袭夏商以来制度变迁之趋势，西周统治者建立起了一个“血缘宗法王国”，它承继了长期以来延续的氏族伦理，又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型塑国家形态。

材料二：周室东迁后，周天子逐渐丧失了对诸侯的约束能力。社会失序，暴力泛滥，亟需重建秩序，恢复和平。对此，法家以商鞅“分户”为代表，首先在大规模的变法实践中推行了一种与姬周大相径庭的家庭政策，此后经过韩非等人的阐论，最终成立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体制：“官僚制帝国”。法家一方面阐明国家和法律的公共属性；另一方面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争夺。法家通过对周朝国家体制的“双重否定”，从理论上进一步摧毁了东周以来实践中业已破产的“血缘宗法王国”，为中央集权帝国体制的最终确立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支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谢红星《早期中国至商鞅变法时代家国体制的变迁》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矛盾突出，“礼崩乐坏”，秩序不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国积极尝试改革变法，以求在争霸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急剧变化的现实社会中，一部分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士人，开始思考变革时期的社会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于是，春秋战国时期涌现了各种治国学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势。

——摘编自李浩《儒家思想流变对中国古代个体意识变迁的影响》

材料二   由孔子开创的儒学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得到系统的阐述和发扬，成为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秦统一后采取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儒学遭到严重打击。到汉武帝时期，儒学成为官方倡导的主导性学术，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基调。……到了南北朝时期，三教并行，儒学、佛教、道教继续相互融通。南朝经学深受玄理，又受佛学的影响，用义疏的形式疏解儒家经典。……隋唐时期处于政治大一统的时代，儒学也得到复兴。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佛教发展引发了儒学与佛教的直接冲突。反佛的儒者中，最著名的是韩愈。韩愈对佛教的激烈批判，凸显出儒家思想与佛教的确存在深层次的冲突，但其学说中也还是明显地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来丰富儒家思孟学派的修心学说。……宋初以来，思想家们不满于汉唐章句之学的烦琐，认为其无助于儒家义理的阐发，他们从自己对经文的理解出发，探究儒家经典的大义，形成儒学研究的新途径。

——摘编自赵轶峰《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教材：中华文明史》

材料   商鞅把“田里不鬻”的旧制改为“为田开阡陌封疆”的新制，具体做法是打开地界，重新丈量土地，按亩征税，进而达到“赋税平”。就当时的财政征赋制度而言，这一举措无疑是一种创新，它对打击隐瞒田产逃避纳税的封君、贵族们的利益，增加国家财政的收入，提高秦国综合国力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摘编自叶行昆《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