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近代化的变迁受制于西方示范效应和历史传统辐射的双重变量时，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传统与现代”这样一种将传统等同为抗拒，现代理解为发展的二分法观点。事实上，现代化这一现实神话固然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的繁荣、知识的爆炸和文明的进步，但在其演化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一系列负面效应，同样，中国的历史文化固然给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众多负面的抗拒效应，但毋庸置疑的是，推动社会变迁的某些要素又是在中国自身的传统中提炼、转换而来的，如蕴含着现代“工具理性“的“经世致用”思想、在现代商品经济氛围中所激发起来的儒家资本主义精神、替代身份等级制的阶层流动与普遍成就取向等。

——摘编自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

就材料中某一个信息或整体信息，提炼论题，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近代以来，传统观点认为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屈辱史和抗争史。其实，在中国人抵御外辱的同时，各仁人志士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现代化探索的脚步。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屈辱史与抗争史，还是一部既要独立又要现代化的历史。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后西学渐入中国时起，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开始启蒙。

——改编自建红英《“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近代史某一个事件，提炼出一个论题，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劝学篇

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该书共4万余言，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赏识，得以“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

目录（部分）

正文（摘编）

——摘自张之洞《劝学篇》

书评，即评论并介绍书籍的文章。请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为张之洞的《劝学篇》写一篇书评。（要求：表述成文，观点明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元代大运河裁弯取直，改变了隋唐形成的运河格局。大运河的河道长度、漕运范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运河的运转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客观上对保证大运河正常运转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求。……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运河南北贯通，运河的格局、路线、重要性等方面都异于前代，运河漕运开始进入全新时期，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导致管理制度亦较前代有了明显的不同。虽然大运河全线贯通，但终元一代，海运占主导地位，故而研究元代大运河管理制度时不可避免要涉及海运管理。

——摘编自钟行明《元明清大运河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雏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而传统的城镇，商业机能则日渐浮现……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材料三   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明后期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人丁税，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19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摘编自张泽一《晋商兴衰探究》

材料   中国近代的国家主权思想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主要来自《万国公法》（该书于186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托译出），他们把《万国公法》视为“彼此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在外交实践中援引《万国公法》维护国家主权。第二阶段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喊出了“兴民权”的口号，梁启超论证了民与国、民权与国权的密切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邹容主张：“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侵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胡汉民认为，主权“即独立权也，其为独立也，以对于外部不受干涉，为其活动之原则”。

——摘编自侯德彤《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

材料一   1861年3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京成立。总理衙门内设英、法、俄、美等股，分别处理对相应各国的交涉事务。总理衙门的设置标志着中国朝贡外交体系的结束和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1875年8月，因中英之间马嘉理案件交涉的需要，清廷终于任命原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赴英国处理马嘉理案件之后常驻英国，后建立清驻英公使馆，这标志中国和外国正式确立了近代化的外交关系。此后，清政府还先后派陈兰彬出使美国、何如璋出使日本、刘锡鸿出使德国，清政府开始逐渐完成从传统朝贡外交到近代外交体制的转型。1901年，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此后，清政府承认自己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而且要主动参与到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去。

——摘编自张鹏《从朝贡外交到融入国际社会——试论晚清外交近代化》

材料二   1949年10月至1959年12月，新中国的建交国（包括代办级的英国、荷兰）达34个，共派出31位大使。其中，23位是来自军队的干部，5位是来自隐蔽战线的干部。1949年至1951年，派出的第一批15位大使中有11人来自军队，由此产生“将军大使”的说法。这11人中，从事过军事指挥工作的有耿飚等5人，从事过军队政治工作的有姬鹏飞等4人，从事过军事情报工作的有冯铉等3人。中央对第一批大使人选挑了又挑，十分慎重。苏联是新中国最主要的外交对象，出使任务艰巨、情况复杂，先派王稼祥后派张闻天赴任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派王任叔到印度尼西亚是考虑到他在印尼政府中有不少朋友，尤其是在印尼华侨中有较高声望；出使蒙古的是乌兰夫推荐的吉雅泰这样出色的蒙古族干部。

——摘编自杨发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队伍》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十分强调外交依靠两国人民来进行，并戏称为“3958部队”（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特别是为打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格局，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方针，到70年代则进一步提出“官民并举、相辅相成”的思想，大大促进了人民外交的发展，著名的“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78年以后，我国的人民外交更是多渠道、多层次地广泛开展起来。从事人民外交的机构很多，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教科文团体、体育代表团、卫生组织等。其中最主要的人民外交机构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委员会等。

——摘编自赵可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