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1年3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京成立。总理衙门内设英、法、俄、美等股,分别处理对相应各国的交涉事务。总理衙门的设置标志着中国朝贡外交体系的结束和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1875年8月,因中英之间马嘉理案件交涉的需要,清廷终于任命原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赴英国处理马嘉理案件之后常驻英国,后建立清驻英公使馆,这标志中国和外国正式确立了近代化的外交关系。此后,清政府还先后派陈兰彬出使美国、何如璋出使日本、刘锡鸿出使德国,清政府开始逐渐完成从传统朝贡外交到近代外交体制的转型。1901年,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此后,清政府承认自己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而且要主动参与到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去。
——摘编自张鹏《从朝贡外交到融入国际社会——试论晚清外交近代化》
材料二 1949年10月至1959年12月,新中国的建交国(包括代办级的英国、荷兰)达34个,共派出31位大使。其中,23位是来自军队的干部,5位是来自隐蔽战线的干部。1949年至1951年,派出的第一批15位大使中有11人来自军队,由此产生“将军大使”的说法。这11人中,从事过军事指挥工作的有耿飚等5人,从事过军队政治工作的有姬鹏飞等4人,从事过军事情报工作的有冯铉等3人。中央对第一批大使人选挑了又挑,十分慎重。苏联是新中国最主要的外交对象,出使任务艰巨、情况复杂,先派王稼祥后派张闻天赴任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派王任叔到印度尼西亚是考虑到他在印尼政府中有不少朋友,尤其是在印尼华侨中有较高声望;出使蒙古的是乌兰夫推荐的吉雅泰这样出色的蒙古族干部。
——摘编自杨发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队伍》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十分强调外交依靠两国人民来进行,并戏称为“3958部队”(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特别是为打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格局,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方针,到70年代则进一步提出“官民并举、相辅相成”的思想,大大促进了人民外交的发展,著名的“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78年以后,我国的人民外交更是多渠道、多层次地广泛开展起来。从事人民外交的机构很多,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教科文团体、体育代表团、卫生组织等。其中最主要的人民外交机构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委员会等。
——摘编自赵可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