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近代化的变迁受制于西方示范效应和历史传统辐射的双重变量时，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传统与现代”这样一种将传统等同为抗拒，现代理解为发展的二分法观点。事实上，现代化这一现实神话固然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的繁荣、知识的爆炸和文明的进步，但在其演化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一系列负面效应，同样，中国的历史文化固然给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众多负面的抗拒效应，但毋庸置疑的是，推动社会变迁的某些要素又是在中国自身的传统中提炼、转换而来的，如蕴含着现代“工具理性“的“经世致用”思想、在现代商品经济氛围中所激发起来的儒家资本主义精神、替代身份等级制的阶层流动与普遍成就取向等。

——摘编自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

就材料中某一个信息或整体信息，提炼论题，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劝学篇

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该书共4万余言，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赏识，得以“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

目录（部分）

正文（摘编）

——摘自张之洞《劝学篇》

书评，即评论并介绍书籍的文章。请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为张之洞的《劝学篇》写一篇书评。（要求：表述成文，观点明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近代以来，传统观点认为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屈辱史和抗争史。其实，在中国人抵御外辱的同时，各仁人志士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现代化探索的脚步。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屈辱史与抗争史，还是一部既要独立又要现代化的历史。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后西学渐入中国时起，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开始启蒙。

——改编自建红英《“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近代史某一个事件，提炼出一个论题，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   自鸦片战争使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19世纪六七十年代，李鸿章等人让中国人开始更大范围地接触现代事物，这个运动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午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新锐知识分子依靠皇帝的支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光绪政治集团的核心力量，他们所领导的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

——摘编自颜德如《论近代中国人探索实现民族复兴之方案》

材料二   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一批读书人逐渐认识到，唯有实行变法才能救亡图存。维新思想很快发展成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文章，更是明确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摘编自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杂以九等。……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元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天朝田亩制度》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富强之目的的活动。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民用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带动了后期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

——摘编自夏元东著《洋务运动史》等

材料三   戊戌变法兴起于民族危难之时，变法维新思潮的灵魂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新思想家着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大量译介西方的著作，传播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步的学者们开始从传统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理念，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把西方的先进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引入中国，希望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从改变国家落后的思想面貌着手，寻求富强御侮之道。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中国清代思想史》等

材料   中国近代的国家主权思想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主要来自《万国公法》（该书于186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托译出），他们把《万国公法》视为“彼此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在外交实践中援引《万国公法》维护国家主权。第二阶段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喊出了“兴民权”的口号，梁启超论证了民与国、民权与国权的密切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邹容主张：“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侵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胡汉民认为，主权“即独立权也，其为独立也，以对于外部不受干涉，为其活动之原则”。

——摘编自侯德彤《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