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1911年，清王朝谕令大臣沈家本主持修订新律法。在其倡议下，设立修订法律馆、编译外国法律著作、开办法律学堂，制定了多部新式律法。然而，本次修律却引发了一场关于“礼法”的大争论。礼教派提出“中律为体，西律为用”，法理派认为“如为筹备宪政，模范列强，实非博采东西大同之良法难收其效”。礼法之争被《申报》报道，清朝覆亡后，相关法律被民国政府完善后颁行。

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部分）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材料一：第一册刊登的丛刊词中提到：“吾国今日之社会，本际兹过渡时代，其旧者之腐败之野蛮之顽固，固当一一摄影，留为纪念；其号为维新者，率多幼稚，甚且支离，新者未得，旧者先失，以致非鹿非马，百怪千奇。”

材料二：图1、图2为《人镜画报》两幅漫画。图1的漫画中，两个清朝官员正在用锯齿砍伐着挂满“立宪”“自治”“教育”和“女学”果实的大树。图2的漫画中，四个幼稚园形象的小孩或站立或躺卧于一块写着幼稚园的门牌楼下，他们各自身上都有一件代表身份的物品，例如代表“政治”的小孩头上带着清政府的官帽，代表“军人”的小孩手里拿着一杆长枪。

                    图1                                                          图2

——摘编自王敏《晚清（1884~1912）画报中政史新闻图像研究》

结合时代背景，请从丛刊词的视角解读漫画的设计构思。

材料：下面是清末教科书中一些与国家、人民有关内容的摘编：

    1902年无踢三等公学堂编《蒙学读本全书》二编的第一课：“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国民万万岁，国民爱国呼皇帝，万岁万岁声震雷。”

    1910年学部编纂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国家三要》的课文：“西儒之论曰：有国家、有领土、有主权，三者完备而始成为国家，是谓之国家三要。”“一国之人，当同心协力，以助其君上共保主权，勿使为他人干预也。”

    1910年中华书局陆费逵的《修身讲义》介紹说：“国体以主权之所在而分”，“主权在人民之全体，公举总统以统治国家者，曰民主国体；主权在特定一人，而其人之位世世传授者，曰君主国体。”“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由一机关行之者，曰专制政体；三权各有独立机关者，曰立宪政体”。

——摘编自毕苑《“国家”的诞生：教科书中的中华民国》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时代变迁与教科书”选取角度，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史论结束）

1905年：小年份，大时代

一场“局外中立”的战争：日俄战争

一纸寥寥数语的诏令：废除科举制度

一曲“革命军中马前卒”的泣歌：邹容之死

一次革命派与立宪派的邂逅：孙中山与严复会晤

一声振聋发聩“新音”：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传播

材料一 张謇既是清末民初实业界举足轻重的巨擘，也是慈善界的头面人物。作为近代中国儒商的代表，张謇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就主张废科举、兴学校，……针对各地水灾不断，他认为不能单以赈灾作临时应付之策，以工代赈才是“办赈至善善策”。

——摘编自虞和平《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

材料二 张謇愤于清廷的“昏聩”，同时又深忧外资于内地设厂将会导致“尽撤藩篱”“喧宾夺主”的恶果。他在1895年夏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比较明确地提出尽速讲求商务、工艺，采取保护政策。他认为应该奉行商办官助的方针以发展民族近代工业。次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和在籍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在籍前礼科给事中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 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却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这是清末流传一时的“状元办厂”的故事。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张居正入阁后，认为“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调抗倭名将戚继光、谭纶主持蓟镇防务，增筑居庸关至山海关的空心敌台，任用李成梁防守辽东。另外，他清查军士缺额，撤消监军太监，给将帅以实权，改变了“卒惰而玩，将令不行”的局面。他又利用俺答上层的矛盾，进行分化争取，出现了“隆庆和议”。隆庆四年俺答求降，明政府封其为顺义王，通贡互市，发展民间贸易。从此北边数千里“岁省费什七”，边境晏然。

——杨欣《再论张居正改革》

材料二   鉴于新疆、西藏两地“道路僻远，人士多畏之”，康有为提出：“吾欲以四川合于西藏，谓之川藏部；甘肃合于新疆，谓之陇回部。然后本部大臣乃得以陇、蜀之人才佐回、藏之政事，其亦不可已乎？”他又说“昔《禹贡》分别五服，极有旨意，后世不知此义矣。今分国为二服，凡东、西、南、北、中五部曰甸服，辽、蒙、回、藏四部曰卫服。甸服专用中央集权之法，卫服专用分设政府之法，云南僻远而界英、法，属多土司，可略采卫服之制。”在中央民部也可作相应调整，“九部大臣皆当列于政府，若虑人数太多，则或以二相，一管内五部，一管外四部，如古二伯之制，亦事理之宜也。”

——改编自康有为《官制议》（19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