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不同社会应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治理组合。如图所示，我们将自治、法治与德治画在一个三维坐标图中。S坐标代表自治，L坐标代表法治，V坐标代表德治，三者构成社会治理的“三轴”。SOL是“自治错误法治”，SOV是“自治错误德治”，LOV是“法治错误德治”。其余分布在空间中的组合就是“自治错误法治错误德治”。在不同基层社会治理中，自治、法治与德治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有的自治水平高，有的法治水平高；等等。我们可以用“自治指数”“法治指数”“德治指数”来刻画一个社会的治理水平。

——摘编自郁建兴、任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

从材料中选择一种社会治理组合模式，并结合中国史予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两者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下表是古代中国部分朝代的社会治理概况：

材料中蕴含了古代中国基层治理的诸多信息，从中提炼出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合理。）

材料一   创制于北宋熙宁年间的《吕氏乡约》，作为乡民自行设计的一个自组性和自治性的道德规范体系，主要是运用社会教化的方式来化解乡民矛盾，实现整合乡村秩序之目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它的基本宗旨。

——摘编自杨亮军《明代多约与国家权力的整合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二   17世纪社会公众人口的增加为社会救济带来了困难。明清政府为确保社会保障的支出，通过税收增加财政收入，此外还多渠道扩大资金来源，如民间劝募、买田收租等形式。明清政府在立法上支持农民社会保障事业，鼓励民间和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到社会保障事业中。明清统治者受儒家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影响颇大，提倡“以德治人”“人治”和“教化”。

——摘编自王冲《近代中英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特点比较分析》

材料一   “宋因前代之制……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者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部分为县级职役。熙丰以后，随着募役（改由中高等级户轮流服差役为由民户按户分摊，不服役群体也须缴纳半数役钱）、保甲被应用于乡役系统中，县役不再承担乡村管理职能；非富有民户出任“乡村精英”的现象也日益减少。在保甲制下，由原来每500户为一都保（基层最高自治层级）变为250户左右为一都保；每500户的乡村精英人数也由6～10人增至70人左右。由宗族或家族的首脑、乡居官户、豪强形势户和士人共同构成的乡村精英群体，成为介于专制政府和乡村广大民众之间的枢纽，在调整乡村秩序、和睦乡民、劝善诱导、发展生产、赈济灾荒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刁培俊《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

材料二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全面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一是2003年到2010年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阶段：通过开展垃圾处理、污水治理、河道清淤、村庄绿化等项目建设，促进生态环境革新成果惠及农民。二是2011年的“千村精品，万村美丽”阶段：在巩固前期整治成果的基础上，以产业融合为前提，加快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文化生活丰富农民的思想，进一步推进水、电、气、路等城乡设施一体化。三是2021年的“千村未来，万村共富”阶段：一方面通过应用数字化科技、智能产品，增强农民对现代化的真实体验感；另一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深度培养农民的主体与理性意识、民主与法治意识、组织与合作意识等，激发农民群体参与现代化社会活动的积极性。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以“千万工程”经验为主线，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摘编自黄小彤等《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内涵与方案》

材料   1993年，江苏连云港尹湾村出土了木牍《集簿》，它被认为是我国首次发现的西汉时期地方向朝廷呈报的上计薄。其部分内容如下：

注：“□”表示该字史学界尚无明确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