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因前代之制……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者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部分为县级职役。熙丰以后，随着募役（改由中高等级户轮流服差役为由民户按户分摊，不服役群体也须缴纳半数役钱）、保甲被应用于乡役系统中，县役不再承担乡村管理职能；非富有民户出任“乡村精英”的现象也日益减少。在保甲制下，由原来每500户为一都保（基层最高自治层级）变为250户左右为一都保；每500户的乡村精英人数也由6～10人增至70人左右。由宗族或家族的首脑、乡居官户、豪强形势户和士人共同构成的乡村精英群体，成为介于专制政府和乡村广大民众之间的枢纽，在调整乡村秩序、和睦乡民、劝善诱导、发展生产、赈济灾荒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刁培俊《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

材料二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全面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一是2003年到2010年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阶段：通过开展垃圾处理、污水治理、河道清淤、村庄绿化等项目建设，促进生态环境革新成果惠及农民。二是2011年的“千村精品，万村美丽”阶段：在巩固前期整治成果的基础上，以产业融合为前提，加快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文化生活丰富农民的思想，进一步推进水、电、气、路等城乡设施一体化。三是2021年的“千村未来，万村共富”阶段：一方面通过应用数字化科技、智能产品，增强农民对现代化的真实体验感；另一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深度培养农民的主体与理性意识、民主与法治意识、组织与合作意识等，激发农民群体参与现代化社会活动的积极性。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以“千万工程”经验为主线，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摘编自黄小彤等《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内涵与方案》

材料   1993年，江苏连云港尹湾村出土了木牍《集簿》，它被认为是我国首次发现的西汉时期地方向朝廷呈报的上计薄。其部分内容如下：

注：“□”表示该字史学界尚无明确解释。

材料一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将法律条文铸造在铜鼎上，向公众展示——在春秋以前，普通民众隶属于贵族，并不独立承担社会责任，法律规范约束的主体是各级贵族和从政人员。因此，成文法由贵族掌握，主要是针对贵族，并不向普通民众公布。成文法向民众公布，意味着法律对象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晋国叔向得知子产铸刑鼎后，写信批评他说：“民知有辟（法），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不久，晋国的赵鞅、荀寅也“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春秋铸刑鼎，标志着普通民众成为法律的规范对象，为日后法家兴起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新编）中国通史纲要》

材料二   有学者认为传统中国是以法典化的规则与非法典化村落、氏族规则共同治理基层社会，即法治、自治、德治组合进行治理。三种治理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各自可以实现善治，两两组合、三者组合也可以实现善治。

下表为单一治理方式下的善治及其特征：

——摘编自邓大才《走向善治之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选择与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