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开始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北新学蔚起，开启了教育近代化的历程。这一历程是在引进、走出、对抗与交融中完成的。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部分或全部材料，围绕“东北教育发展”这一主题自拟论题，结合中国近现代史内容加以论述。（要求：明确所选信息，写出论题。论述过程要史论结合，史实准确，解释分析逻辑清晰。）

1903-1911年中国制定的部分法律一览表

——据张德美《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研究》等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合理，史论结合，逻辑严谨。)

材料：一般地说，改良与改革是社会进化的常态机制。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在多数情况下是以社会改革形式完成的。当社会其他方面调整速度跟不上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变化时，当社会出现新的阶级力量，而社会原有的政治和统治形式却因为拒绝改革保持不变或改革不得当时，往往会在社会变革中急速形成变数，并发展成巨大的反对力量，这股反对力量往往同社会的其他被统治阶级联合或采取其他的合作形式，反对拒绝革新进步的统治阶级。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越尖锐，反对与保守的力量越强大，其冲突就越尖锐。矛盾斗争就往往转化为革命。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关于改革或革命的观点，并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写出观点，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张謇既是清末民初实业界举足轻重的巨擘，也是慈善界的头面人物。作为近代中国儒商的代表，张謇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就主张废科举、兴学校，……针对各地水灾不断，他认为不能单以赈灾作临时应付之策，以工代赈才是“办赈至善善策”。

——摘编自虞和平《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

材料二 张謇愤于清廷的“昏聩”，同时又深忧外资于内地设厂将会导致“尽撤藩篱”“喧宾夺主”的恶果。他在1895年夏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比较明确地提出尽速讲求商务、工艺，采取保护政策。他认为应该奉行商办官助的方针以发展民族近代工业。次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和在籍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在籍前礼科给事中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 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却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这是清末流传一时的“状元办厂”的故事。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张居正入阁后，认为“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调抗倭名将戚继光、谭纶主持蓟镇防务，增筑居庸关至山海关的空心敌台，任用李成梁防守辽东。另外，他清查军士缺额，撤消监军太监，给将帅以实权，改变了“卒惰而玩，将令不行”的局面。他又利用俺答上层的矛盾，进行分化争取，出现了“隆庆和议”。隆庆四年俺答求降，明政府封其为顺义王，通贡互市，发展民间贸易。从此北边数千里“岁省费什七”，边境晏然。

——杨欣《再论张居正改革》

材料二   鉴于新疆、西藏两地“道路僻远，人士多畏之”，康有为提出：“吾欲以四川合于西藏，谓之川藏部；甘肃合于新疆，谓之陇回部。然后本部大臣乃得以陇、蜀之人才佐回、藏之政事，其亦不可已乎？”他又说“昔《禹贡》分别五服，极有旨意，后世不知此义矣。今分国为二服，凡东、西、南、北、中五部曰甸服，辽、蒙、回、藏四部曰卫服。甸服专用中央集权之法，卫服专用分设政府之法，云南僻远而界英、法，属多土司，可略采卫服之制。”在中央民部也可作相应调整，“九部大臣皆当列于政府，若虑人数太多，则或以二相，一管内五部，一管外四部，如古二伯之制，亦事理之宜也。”

——改编自康有为《官制议》（1903年）

材料一   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清政府在诸多方面实行各项改革，然而“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随着两学东渐，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与其政治制度、教育科技的先进有关。为此，清政府接受了袁世凯奏请简派录贵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致治的建议，派戴泽、端方等五大臣“分处东、西洋(东洋指日本，因日俄战争日本取胜)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摘编自陈丹《五大臣出洋缘起》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家计委计划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学习境外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其中以赴西欧五国、赴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访日及赴港澳四路代表团最为关键。考察团目睹了西方国家及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成就，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考察结束后，我国果断引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灵活的贸易合作模式，同时带回了许多关于新技术、新工艺的信息。大批考察团的出访推动了国内一些相关会议的召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78年下半年的国务院务虚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

——摘编自马欧阳《70年代后期“出国考察潮”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