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青年》杂志与青年密切相关的主题词

——摘编自王紫玉、赵秀凤《<新青年>中“青年身份”的话语建构》

根据材料归纳“新青年”新在何处，并对“新青年”形象加以阐释。

材料：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不同的地方是有的，例如，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据陈漱渝《鲁迅和他的论敌》

材料反映了一位学者对“文学”与“阶级性”之间关系的认识，对此认识提出你自己的见解（赞成，质疑、修改即可），并说明理由。（要求：见解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　关于洋务运动，学者著述颇丰，叙述角度各有不同，如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夏明方《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马红霞《洋务运动与中国教育近代化》，这些著述反映了作者对于洋务运动不同角度的解读和评价。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近代前期某一思想文化事件，自拟一个著述名称，并运用具体史实加以说明。(要求：题目得当，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

材料一   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著名论断中，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承认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样强调两者间有着无法割裂的历史连续性。但说历史连续性，就意味着我们不会滞留于五四、晚清是压抑与被压抑的紧张对抗关系的现有描述之中，而是要跨前一步去思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导致历史连续性的断裂以及晚清现代性的收缩，但“断裂”本身在英国学者吉登斯那里不正是“现代性”的普遍特性吗？第二，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现代性的断裂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垄断，即“以西学是尚的现代观念，几乎垄断了文学视野”，那么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纯粹的西方现代性吗？第三，如果说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与晚清相比更多地接受了西学影响，那么是否可以据此断定其不是重塑而是抛弃了“中国多重传统”，并最终导致了“单一的现代性”？归根结底，就是新文化运动现代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

材料二   传统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其“凝聚性结构”的认同特性会在心灵最深处规约五四学者处理各种关系特别是中西文化冲突时的基本立场。可从“一个群体”“一个命题”和“一个错位”具体回应对新文化运动的质疑。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许徐《新文化运动现代性问题再考察——从反思“被压抑的现代性”开始》

材料一   《新青年》自1915年创刊至1926年终刊，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专门讨论“科学”的文章多一点，也不过五六篇。……我很纳闷：为什么学术界一直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思想主题呢？反复寻找之后，我发现提“民主”与“科学”必引用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创刊后，发表了大量批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的文章，另外、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思想非常激进。这遭到一批观念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批评。陈独秀为了回应那些人的批评，就写了这篇答辩书。答辩书中，陈独秀必须寻找一个连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的理论依据，以抵挡对方的攻击，于是就将“民主”和“科学”搬出来——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和“科学”是没人敢批评、敢反对的。

——王奇生《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材料二   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主流但不能代表全盘。新文化运动之批判儒学显然算不上“全盘性的反传统”。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学时并没有抹杀其历史价值。陈独秀、胡适等对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是予以肯定的。不过，陈独秀对儒学的现实价值提出了批判，认为其已经不适应当时的生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与传统的关系是“形离而神合”的、因为传统是割不断、切不开的。他们自身是传统的载体，没有，也无法脱离传统。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些激烈的话语乃是一种“言说策略”，从言说策略的选择这一视角来看，新文化运动“反孔非儒”话语的激烈乃是一种“有意的偏激”，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与“全盘否定”，它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可见，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的复杂性，简单化地认定新文化运动是“全盘性的反传统”.

——刘波《复杂性视域下的新文化运动评价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