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的“新生”

李超，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因而她生活困难，患肺炎后，无钱治疗，1919年8月病亡。李超死后，其家庭置之不理，指责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1月，北京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现场作了演说。1920年，杭州女子师范在省女师操场举行了李超追悼会，“各界人士莅会者不下万人，挽歌诗联四五百轴”。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

——胡适《李超传》（《晨报》1919年12月1日、3日）

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满街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晨报》1919年12月22日）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遗产制。……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1920年1月1日）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概括说明李超之死为何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并谈谈“李超们”新生的出路在哪里。

材料一   中国现代报纸发端于19世纪初，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早期西方传教士的努力，报刊是作为传播知识和传教活动中一个重要任务来出版的。如，1854年创办于宁波的《中外新报》，由美国传教士麦高恩任主编，内容分为宗教、科学、文学、新闻等类；1874年创办于上海的《万国公报》，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任主编，大量介绍了世界时势、自然科学技术等。

——摘编自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

材料二   清末民初这个时期出现三次国人办报高潮：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它们对社会变革的态度与认识越来越激进。如，1896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后在l898年改名为《时务官报》，宣传维新主张；1905年革命派创办于东京的《民报》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首次提出“三民主义”的主张；先后在1915年和1919年由陈独秀和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青年杂志》与《新潮》，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摘编自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

材料三   1950年1月，新中国出版的第一份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由国际新闻局创办1952年1月，另一份对外刊物——《中国建设》正式创刊，它以国家副主席宋庆龄领导的社会团体——中国福利会的名义出版和发行，对外体现出鲜明的民间身份。前者以刊发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声明为主要职责，后者加强民间视角与文化特色，强调展示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科学界的李四光、戏剧界的梅兰芳和宗教界的赵朴初等文化名人都曾供稿。

——摘编自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

材料：1918年，留学日本研究哲学归国的大学教授吕澂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一起以通信的方式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提出“美术革命”论。吕澂大声疾呼美术革命：“我国美术之弊，盖莫甚于今日，诚不可不亟加革命也。革命之道何由始？曰：阐明美术之范围与实质，使恒人晓然美术所以为美术者何在，其一事也。阐明有唐以来绘画雕塑建筑之源流理法（自唐世佛教大盛而后，我国雕塑与建筑之改革，也颇可观，惜无人研究之耳）。使恒人知我国固有之美术如何，此又一事也。阐明欧美美术之变迁，与夫现在各新派之真相，使恒人知美术界大势之所趋向，此又一事也。即以美术真谛之学说，印证东西新旧各种美术，得其真正之是非，而使有志美术者，各能求其归宿而发明光大之，此又一事也。使此数事尽明，则社会知美术正途所在，视听一新，嗜好渐变，而后陋俗之徒不足辟，美育之效不难期矣。”

——摘编自汪洋《艺术与时代的选择-从美术革命到革命美术》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

材料一   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著名论断中，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承认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样强调两者间有着无法割裂的历史连续性。但说历史连续性，就意味着我们不会滞留于五四、晚清是压抑与被压抑的紧张对抗关系的现有描述之中，而是要跨前一步去思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导致历史连续性的断裂以及晚清现代性的收缩，但“断裂”本身在英国学者吉登斯那里不正是“现代性”的普遍特性吗？第二，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现代性的断裂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垄断，即“以西学是尚的现代观念，几乎垄断了文学视野”，那么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纯粹的西方现代性吗？第三，如果说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与晚清相比更多地接受了西学影响，那么是否可以据此断定其不是重塑而是抛弃了“中国多重传统”，并最终导致了“单一的现代性”？归根结底，就是新文化运动现代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

材料二   传统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其“凝聚性结构”的认同特性会在心灵最深处规约五四学者处理各种关系特别是中西文化冲突时的基本立场。可从“一个群体”“一个命题”和“一个错位”具体回应对新文化运动的质疑。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许徐《新文化运动现代性问题再考察——从反思“被压抑的现代性”开始》

材料一   《新青年》自1915年创刊至1926年终刊，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专门讨论“科学”的文章多一点，也不过五六篇。……我很纳闷：为什么学术界一直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思想主题呢？反复寻找之后，我发现提“民主”与“科学”必引用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创刊后，发表了大量批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的文章，另外、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思想非常激进。这遭到一批观念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批评。陈独秀为了回应那些人的批评，就写了这篇答辩书。答辩书中，陈独秀必须寻找一个连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的理论依据，以抵挡对方的攻击，于是就将“民主”和“科学”搬出来——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和“科学”是没人敢批评、敢反对的。

——王奇生《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材料二   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主流但不能代表全盘。新文化运动之批判儒学显然算不上“全盘性的反传统”。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学时并没有抹杀其历史价值。陈独秀、胡适等对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是予以肯定的。不过，陈独秀对儒学的现实价值提出了批判，认为其已经不适应当时的生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与传统的关系是“形离而神合”的、因为传统是割不断、切不开的。他们自身是传统的载体，没有，也无法脱离传统。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些激烈的话语乃是一种“言说策略”，从言说策略的选择这一视角来看，新文化运动“反孔非儒”话语的激烈乃是一种“有意的偏激”，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与“全盘否定”，它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可见，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的复杂性，简单化地认定新文化运动是“全盘性的反传统”.

——刘波《复杂性视域下的新文化运动评价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