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青年》杂志与青年密切相关的主题词

——摘编自王紫玉、赵秀凤《<新青年>中“青年身份”的话语建构》

根据材料归纳“新青年”新在何处，并对“新青年”形象加以阐释。

材料：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不同的地方是有的，例如，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据陈漱渝《鲁迅和他的论敌》

材料反映了一位学者对“文学”与“阶级性”之间关系的认识，对此认识提出你自己的见解（赞成，质疑、修改即可），并说明理由。（要求：见解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　关于洋务运动，学者著述颇丰，叙述角度各有不同，如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夏明方《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马红霞《洋务运动与中国教育近代化》，这些著述反映了作者对于洋务运动不同角度的解读和评价。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近代前期某一思想文化事件，自拟一个著述名称，并运用具体史实加以说明。(要求：题目得当，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材料一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发现了带有刻画符号的考古器物。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现已发现单字4500余个，能够辨识的有1700多个。秦推行“书同文”，以小篆为规范字体。同时，隶书开启了汉字隶变楷化的规范之路。唐朝推行正字学运动，确定文字的标准形体；日本人吉备真备根据部分汉字偏旁部首创制了日语片假名。宋代，适应印刷的宋体字在印刷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仿照汉字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清代编纂《康熙字典》“于以昭同文之治”，共录汉字47035个。

——据刘翠霞《汉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等

材料二   20世纪初，中国社会要求废除汉字的呼声越来越高。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提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随后，陈独秀、鲁迅、傅斯年等人纷纷发表文章，支持钱玄同废除汉字的观点。1922年出版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专号”以废除汉字为号召，呼吁作“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改革”。

——据丁涵东《二十世纪初汉字的危机》

材料三   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提出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1956年，《简化字方案》公布。1958年，全国人大批准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经过50多年的实践，我国99%的人口习惯使用简体汉字：汉语拼音方案也在推广普通话、语文教育、新闻出版、信息处理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成为联合国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规范标准。

——据王爱云《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

材料一   《新青年》和《申报》都是近代重要刊物，并在广告运作中得以结缘。

表1   《新青年》在《申报》中的广告投放频次

——摘编自张宝明《当“名刊”遇见“名报”：<新青年>在<申报>上的广告运作》

材料二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国统区唯一发布的大型机关报，同时它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喉舌。

表2   《新华日报》的部分内容。

——摘编自双传学《从“一个方面军”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战略高度等》

材料一   20世纪初，新的世界意识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天下观”之否定的基础上的，认为中国既不是世界地理的中心，也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只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的一国。1912年，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最早提出“世界的国家”。新文化运动时期，新的世界意识进一步认为，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作为世界各国中的一国，应该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主动地融入这个世界，成为“世界的国家”，为这个世界的发展，做出中国自己应有的贡献。陈独秀《敬告青年》向青年提出了“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国民而无世界智知，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摘编自郑大华《从“天下”走向“世界”——近代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研究与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由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较多地见诸报纸杂志。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力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的《每周评论》还刊载了摘译的《共产党宣言》。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中指出，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摘编自姜秀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