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构成几代国人救亡图存的两条主要线索。然而两者志虽同，却因道不合最终只能分道扬镳、渐行渐远。“问题与主义”之争便是此种意象之呈现。

材料一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胡适1919年7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材料二 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李大钊1919 年 8月《再论问题与主义》

材料一   近代中国建立国民政治面临重重困境，平民政治与贤人政治（或者说精英民主）的矛盾就是其中之一……一方面，民主是逐步发展的，须从比较小的范围、比较低的程度开始民主的实践；另一方面，民主本身的平等逻辑、动员一般国民参与救亡图存的急迫需求以及欧美民主先进国出现的平民主义潮流，使不少中国先进分子立志追求全民政治与平民主义，要求全民或者至少是多数国民参与政治，但国民普遍缺乏政治思想、政治能力的现实条件又严重制约着政治参与的扩大。

——摘编自邹小站《清末民初思想界关于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的争论》

材料二   五四运动爆发后，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重新审视并进行了批判，斥责“共和政治为少数资产阶级所把持，无论哪一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人的幸福，简直是妄想”。为此，他们热情赞扬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民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政治，其实的平民政治”。承认用革命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

——摘编自宋易风《试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流变及其原因》

材料一   期间，陈独秀等人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他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摘自《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梁启超著文称：“我希望我们可爱的年轻人……把自己文化（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优点）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它，叫它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把这种文化系统往外扩充，叫全人类都得到它的好处。”

——袁伟时《告别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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