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构成几代国人救亡图存的两条主要线索。然而两者志虽同,却因道不合最终只能分道扬镳、渐行渐远。“问题与主义”之争便是此种意象之呈现。
材料一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胡适1919年7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材料二 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李大钊1919 年 8月《再论问题与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