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中期兴起的“文明标准”为外交、贸易甚至战争提供了新的动机和正当化方式。格劳秀斯的“万国法”构筑了国际法最初的体系。国家的概念与价值日益增强，各国平等协商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当代主权国家概念由此诞生。《和约》确立了国际法关键概念和原则——主权和国家关系基本原则。主权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起点，也是主权作为“文明标准”概念重要内容的起源。根据“文明标准”，欧洲国家将世界各国划分为“文明”欧洲国家和“野蛮”非欧洲国家，此种划分导致了国际法的不平等适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不再是完全的主权事务，《国际联盟盟约》下的国际联盟有权干涉战争，而成员国也保障《盟约》的实施，近代国际法中的国家个体安全观逐渐转向现代国际法中的集体安全观。《盟约》既体现英法等欧洲列强推行“文明标准”的“阶段性胜利”又体现了“挫折”。这一阶段的“文明标准”表面上出现了一些“进步性”的特征。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强调民族自决、自由贸易等，对旧有的“文明标准”产生了冲击。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在各自的领域内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规范。

材料二   1998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200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将文明对话作为国际公共产品；2014年，“文明交流互鉴”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首次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互鉴的思想强有力地反驳了“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主张接受文明差异，以互鉴解决冲突，体现了文明差异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就本质而言，若将“文明标准”视为操作系统，那么依据简易操作标准而允许不同国家或地区基于自身特质进行交流互鉴，不仅可以提升世界人民的幸福水平，还能体现“文明标准”的价值。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沈伟《论国际法中“文明标准”的演变和塑造》

材料一   一战期间，中国北洋政府在1917年对德奥宣战。大批华工被派往欧洲战场，从事挖掘战壕、修筑工事、搬运物资等繁重工作。这些华工为协约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同时，中国政府借机收回了德奥在华的部分租界和特权。在国内，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面粉业、纺织业等迅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新文化运动也在持续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

二战期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局部抗战开始，中国人民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正式爆发。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军的大量兵力。其间，中国与反法西斯同盟国相互配合，如远征军贯通并维护滇缅公路，这为盟军运输物资发挥重要作用，驼峰航线成为盟军物资援华的重要通道。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在开罗会议等国际会议上争取自身利益和国际地位，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发挥积极作用。战争后期，美、英等国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据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等整理

材料一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学界的解读视角不同，一种观点认为，由工业革命引发的西方列强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殖民地的争夺和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彼此之间形成了联盟体系是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德国蓄意发动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术界修正了德国应当承担责任的观点。学界认为，没有哪个政府和哪个国家的人民预谋发动了战争，这场战争是各国政治文化交织在一起所导致的多极化事件，是欧洲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同时，在各方的误解甚至漫不经心的后面，似乎又有着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引领着人们的行动，推动着各方走向冲突和战争。这股力量即强大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摘编自李宏图《“文明经受考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起源》

材料二 记得有位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说过，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行为主体的各种行动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各种过程的历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由于各方在互动中形成的历史实践改变了世界原先前行的步伐，迅速将世界带入 20 世纪，带入一个新时代。因此，一战是新旧时代转换更迭的标志。如果说，以往我们可能更多地强调历史进程的连续性的话，那么一战恰恰可以被看做一种历史的断裂，一次全新的转向，它是新与旧的一种分离，是 18—19 世纪工业革命时代和 20 世纪新的社会转型、国家成长和国际格局形成的分野。

——摘编自李宏图《第一次世界大战：20 世纪历史的开端》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国际格局，其中显著的变化是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被美国取代，试以“霸权的兴衰”为主题，叙述这一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