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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19世纪中期兴起的“文明标准”为外交、贸易甚至战争提供了新的动机和正当化方式。格劳秀斯的“万国法”构筑了国际法最初的体系。国家的概念与价值日益增强，各国平等协商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当代主权国家概念由此诞生。《和约》确立了国际法关键概念和原则——主权和国家关系基本原则。主权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起点，也是主权作为“文明标准”概念重要内容的起源。根据“文明标准”，欧洲国家将世界各国划分为“文明”欧洲国家和“野蛮”非欧洲国家，此种划分导致了国际法的不平等适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不再是完全的主权事务，《国际联盟盟约》下的国际联盟有权干涉战争，而成员国也保障《盟约》的实施，近代国际法中的国家个体安全观逐渐转向现代国际法中的集体安全观。《盟约》既体现英法等欧洲列强推行“文明标准”的“阶段性胜利”又体现了“挫折”。这一阶段的“文明标准”表面上出现了一些“进步性”的特征。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强调民族自决、自由贸易等，对旧有的“文明标准”产生了冲击。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在各自的领域内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规范。

材料二   1998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200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将文明对话作为国际公共产品；2014年，“文明交流互鉴”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首次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互鉴的思想强有力地反驳了“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主张接受文明差异，以互鉴解决冲突，体现了文明差异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就本质而言，若将“文明标准”视为操作系统，那么依据简易操作标准而允许不同国家或地区基于自身特质进行交流互鉴，不仅可以提升世界人民的幸福水平，还能体现“文明标准”的价值。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沈伟《论国际法中“文明标准”的演变和塑造》

材料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合作为导向，扩大各国利益的共同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参与全球治理则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将维护自身的国家主导权与优越的国际地位置于首要地位。中国强调各国主权平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美国更多地强调本国的主导作用，追求自身在国际制度中的优势地位。中国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参与全球治理进程，随后逐渐扩展到网络和太空等新兴领域。美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参与面极广。两国进行过有效合作，但中国主张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多边主义。美国则更加偏好单边主义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注重世界的整体性和全球公益，强调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考虑问题，重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统筹协调。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服从于国家治理需要，更加内向化，倾向本国国内事务。

——摘编自吴志成、李颖《中美全球治理战略比较》

材料二   自一战以来，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先后经历了凡尔赛—华盛颜体系、雅尔塔体系以及后冷战格局三次重大转变。这些全球治理体系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深受资本逻辑和权力政治的驱使，是一种典型的霸权政治和均势秩序支配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基本上摒弃了殖民掠夺的血腥手段，提倡“平等”“合作”“共治”等理念，赋予每个参与主体公平“发声”的权利，但这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全球化时代发展需要的形式和手段而已，这完全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国家利益为前提的，完全是建立在大国之间势均力敌的基础上的。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体系本质上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排他性的“单边治理”体系或“西方治理”体系，全球治理体系正日益暴露出世界权力结构深刻重塑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严重缺失的主体性矛盾和缺陷。

——摘编自殷文贵《批判与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及其变革转向》

材料一   一战期间，中国北洋政府在1917年对德奥宣战。大批华工被派往欧洲战场，从事挖掘战壕、修筑工事、搬运物资等繁重工作。这些华工为协约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同时，中国政府借机收回了德奥在华的部分租界和特权。在国内，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面粉业、纺织业等迅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新文化运动也在持续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

二战期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局部抗战开始，中国人民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正式爆发。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军的大量兵力。其间，中国与反法西斯同盟国相互配合，如远征军贯通并维护滇缅公路，这为盟军运输物资发挥重要作用，驼峰航线成为盟军物资援华的重要通道。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在开罗会议等国际会议上争取自身利益和国际地位，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发挥积极作用。战争后期，美、英等国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据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等整理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国际格局，其中显著的变化是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被美国取代，试以“霸权的兴衰”为主题，叙述这一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