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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19世纪中期兴起的“文明标准”为外交、贸易甚至战争提供了新的动机和正当化方式。格劳秀斯的“万国法”构筑了国际法最初的体系。国家的概念与价值日益增强，各国平等协商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当代主权国家概念由此诞生。《和约》确立了国际法关键概念和原则——主权和国家关系基本原则。主权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起点，也是主权作为“文明标准”概念重要内容的起源。根据“文明标准”，欧洲国家将世界各国划分为“文明”欧洲国家和“野蛮”非欧洲国家，此种划分导致了国际法的不平等适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不再是完全的主权事务，《国际联盟盟约》下的国际联盟有权干涉战争，而成员国也保障《盟约》的实施，近代国际法中的国家个体安全观逐渐转向现代国际法中的集体安全观。《盟约》既体现英法等欧洲列强推行“文明标准”的“阶段性胜利”又体现了“挫折”。这一阶段的“文明标准”表面上出现了一些“进步性”的特征。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强调民族自决、自由贸易等，对旧有的“文明标准”产生了冲击。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在各自的领域内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规范。

材料二   1998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200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将文明对话作为国际公共产品；2014年，“文明交流互鉴”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首次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互鉴的思想强有力地反驳了“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主张接受文明差异，以互鉴解决冲突，体现了文明差异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就本质而言，若将“文明标准”视为操作系统，那么依据简易操作标准而允许不同国家或地区基于自身特质进行交流互鉴，不仅可以提升世界人民的幸福水平，还能体现“文明标准”的价值。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沈伟《论国际法中“文明标准”的演变和塑造》

材料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合作为导向，扩大各国利益的共同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参与全球治理则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将维护自身的国家主导权与优越的国际地位置于首要地位。中国强调各国主权平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美国更多地强调本国的主导作用，追求自身在国际制度中的优势地位。中国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参与全球治理进程，随后逐渐扩展到网络和太空等新兴领域。美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参与面极广。两国进行过有效合作，但中国主张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多边主义。美国则更加偏好单边主义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注重世界的整体性和全球公益，强调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考虑问题，重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统筹协调。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服从于国家治理需要，更加内向化，倾向本国国内事务。

——摘编自吴志成、李颖《中美全球治理战略比较》

材料二   自一战以来，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先后经历了凡尔赛—华盛颜体系、雅尔塔体系以及后冷战格局三次重大转变。这些全球治理体系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深受资本逻辑和权力政治的驱使，是一种典型的霸权政治和均势秩序支配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基本上摒弃了殖民掠夺的血腥手段，提倡“平等”“合作”“共治”等理念，赋予每个参与主体公平“发声”的权利，但这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全球化时代发展需要的形式和手段而已，这完全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国家利益为前提的，完全是建立在大国之间势均力敌的基础上的。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体系本质上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排他性的“单边治理”体系或“西方治理”体系，全球治理体系正日益暴露出世界权力结构深刻重塑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严重缺失的主体性矛盾和缺陷。

——摘编自殷文贵《批判与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及其变革转向》

材料一   具有明显轮廓并对世界发展起重要影响的近现代国际格局逐步形成，第一次是17世纪40年代经历了欧洲30年战争后形成的“威斯特伐里亚格局”；第二次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形成的英俄普奥法多极格局；第三次是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的国际格局，中心是在欧洲，它体现的主要是一战后帝国主义的意志，主要是调和了一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德国索取巨额赔款，限制军备发展。这次的多极格局结构充满矛盾因而非常脆弱、短暂，随着二战的爆发而崩溃；第四次是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其以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为中心，主要是调和了美、苏之间的矛盾，对待战败国则更为英明地采取了民主化改革，对于全世界的和平发展亦有积极的贡献。这四次国际格局的转换都是在大规模战争之后，通过战胜国召开会议，是其意志妥协的产物。

——王金港《试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雅尔塔体系之异同》

材料二   鉴于过去国联软弱无力的状况，二战后期，盟国各方都出现了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组织的呼声，中国赞成新国际组织拥有更大的权力。除了对侵略国实施惩罚，盟国还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改造措施，如在亚洲，美国对日本实施单独占领并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大国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中美英苏国家加上传统欧洲大国法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安理会有权做出全体会员国都必须遵守的强制性决议。在联合国制宪讨论中，中国不顾西方大国的反对坚持为弱小民族代言，力主非自治领土及托管领土须走向自治与独立。联合国所提出的自治和自决原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面貌的改变，促进了世界的非殖民化进程。

——摘编自王建朗《浅议二战后国际秩序设计的几个特点》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国际格局，其中显著的变化是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被美国取代，试以“霸权的兴衰”为主题，叙述这一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