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鞅看来，战争既是保卫自己的手段，更是在混乱年代争霸的工具；而兴农则是为了积蓄战略物资以支援战争。在这里，征战、兼并、称霸乃至统一天下是目的，而重本抑末、发展耕织不过是服务战争的工具和手段而已。商鞅变法渗透着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为了鼓励耕织，商鞅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措施。这种把人口束缚在土地上，把人的消费限制在基本消费上的做法，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长期看，是不利于生产发展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更严重的是，为了在全社会构建以农战为核心的激励体系，商鞅主张严厉控制舆论，严厉打击传统道德。他把礼乐、孝悌、诚信、仁义、非兵、羞战等视作危害国家的“虱害”，因而必须予以铲除。他执行愚民政策，并且实行连坐制度，使居民相互监视，导致整个国家人文道德水准显著下降。商鞅到秦国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引荐，数次与秦孝公谈话，在帝道、王道、霸道中，商鞅用霸道打动了秦孝公。秦孝公决定重用商鞅推行变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商鞅的博学与才华。

——张俊伟《商鞅变法：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材料一

材料二

马克思说：“土地是人类伟大的实验场所”。 ……每当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要着手来表述他们自己历史的时候，人们总是把这种环绕着土地而引发的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和处理其他历史现象的一条脊骨。

案例举证：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富者田连阡陌”；汉为护农计，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重租税以困辱之”；在政府政令的号召下，情愿离开“狭乡”远涉关山去到“宽乡”落户的人们，是北魏的自耕农；至唐前期，狭乡不足者，听于宽乡遥授。为了改变“千年田八百主”的小生产状态，中国共产党在“改地换天”的过程中，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编自《赵俪生文集》、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

材料三

草在结它的籽，风在摇它的叶。……“我不把天理解为天命，也不把人理解为人生；我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季羡林语）

徜徉于中国皖南古村落——宏村，仿佛置身于绿波清秀的山水画卷。从高处望去，宏村就像一只昂首奋蹄的大水牛，背倚黄山余脉，四周山水与粉墙青瓦融为一体，反映出中国古代对人地关系认识的哲学高度，堪称文化与环境协调融合的典范佳构。

——节自《世界遗产在中国》等

材料

商鞅变法，严惩百姓私相斗殴行为，奖励军功，授以爵位田宅，养成“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风气，秦国的军队几乎战无不胜，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被当时六国人称为“虎狼之国”。荀子曾访问秦国，他认为秦国管理有效，承认秦国军队战斗力强悍：“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但他认为按商鞅之法组建的秦国军队，“隆势诈，尚功利”，无礼义教化，“干赏蹈利”（求赏逐利），只能称之为“盗兵”。“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不能与春秋时齐桓公的军队相比，更不能与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相提并论。

——摘编自《荀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