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鞅看来，战争既是保卫自己的手段，更是在混乱年代争霸的工具；而兴农则是为了积蓄战略物资以支援战争。在这里，征战、兼并、称霸乃至统一天下是目的，而重本抑末、发展耕织不过是服务战争的工具和手段而已。商鞅变法渗透着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为了鼓励耕织，商鞅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措施。这种把人口束缚在土地上，把人的消费限制在基本消费上的做法，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长期看，是不利于生产发展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更严重的是，为了在全社会构建以农战为核心的激励体系，商鞅主张严厉控制舆论，严厉打击传统道德。他把礼乐、孝悌、诚信、仁义、非兵、羞战等视作危害国家的“虱害”，因而必须予以铲除。他执行愚民政策，并且实行连坐制度，使居民相互监视，导致整个国家人文道德水准显著下降。商鞅到秦国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引荐，数次与秦孝公谈话，在帝道、王道、霸道中，商鞅用霸道打动了秦孝公。秦孝公决定重用商鞅推行变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商鞅的博学与才华。

——张俊伟《商鞅变法：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材料

商鞅变法，严惩百姓私相斗殴行为，奖励军功，授以爵位田宅，养成“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风气，秦国的军队几乎战无不胜，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被当时六国人称为“虎狼之国”。荀子曾访问秦国，他认为秦国管理有效，承认秦国军队战斗力强悍：“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但他认为按商鞅之法组建的秦国军队，“隆势诈，尚功利”，无礼义教化，“干赏蹈利”（求赏逐利），只能称之为“盗兵”。“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不能与春秋时齐桓公的军队相比，更不能与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相提并论。

——摘编自《荀子》等

材料一：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商鞅）为相十年，秦人多怨。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资治通鉴》

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两者对商鞅及商鞅变法的看法，并结合所学分析可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