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执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改革。他深知土地问题对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整顿田制，重新划分土地疆界，明确土地的归属，并且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加强法制建设，子产将法律条文铸于鼎上并公布，使百姓能够知晓法律，这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河。

——据司马迁《史记》编译

材料二：战国时期，楚国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吴起主张“明法审令”，公布明确的法律条文，使国家的治理有法可依。他坚决废除世卿世禄制，剥夺贵族世袭的特权，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晋升的机会。同时，他还精简机构，裁汰那些冗余的官员，提高了行政效率，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据刘向《战国策》编译

材料一   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仪，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息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官奴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摘自《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称“皇帝”；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在商鞅变法前，秦人的典籍中几乎找不到“德”“仁”“义”一类字眼，而大多是“吉凶”“祸福”“利害”等概念。商鞅反对以“礼义”治国，而以“霸道”说孝公，提出强化君主集权，厉行法治、以经济和军事实力称霸天下等功利主义理论。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先后两次进行变法改革，时间长达18年。他利用秦人宗法观念淡漠的传统，对反对变法的太子势力进行严厉镇压，限制和削弱贵族的世袭特权，推行郡县制和官僚政治，进而建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崭新的宗法秩序。

——摘编自王绍东《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

材料二：北魏孝文帝亲政后，在冯太后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关于鲜卑汉化的改革。他宣扬礼教治国的理念，把礼教治国思想作为法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施刑罚的同时辅以礼教，礼法结合。此外，孝文帝还着手修改关于治理官员的法律条文，以便具体地约束官员行为。新的法律条文以俸禄制为主，辅以定官制和考绩两种程序，提升了政府部门的施政效率，也对官员进行了有效的监督。他强调执法要以法律为准绳，惩罚枉法官吏，整顿司法机构，以求立法与执法相一致。孝文帝熟读儒经，探究兴亡，以此为法制改革的思想基础，使北魏法制由前期严刑尚罚向后期德刑兼重转变。

——摘编自于彦梅《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考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