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制度史研究经验。唐代杜佑所著《通典》载：“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这阐明了中国古代史家开展制度史研究的旨趣与方法，至今仍不乏启示意义。今天，我们研究制度史，……注意做到“五见”，即见史、见人、见事、见势、见智，从制度史研究中获得有益启示。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采取责任内阁制的原因并不难解释，清末预备立宪期间，责任内阁制曾经是议论的大题目，朝野上下，无论对于立宪持何种态度，对于立宪体制下要实行责任内阁制是没有疑议的，辛亥革命和清末立宪在时间顺序上虽然前后有分，但清末立宪的影响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就消失得一干二净。在清末立宪期间，立宪派所广泛宣传的君主立宪制度下实行责任内阁制，君主不负责任，内阁首相负政治责任，对于当时所有政治开化的人们来说，记忆犹新。且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的事实就在眼前，人们对责任内阁制比总统制相对而言要熟悉得多，因此采纳责任内阁制也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刘笃才《＜临时约法＞“因人立法”说辩正》

材料三   中央苏区建立之后，个别干部受到官僚主义和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存在贪污浪费行为。1931年，共产国际致电中共，建议成立监察委员会，“同混入党内的贪污分子……作斗争”。中共中央遂在党内设立监察委员会，在政府层面设立工农检察部，同时在基层设工农通讯员及群众法庭，鼓励群众检举并揭发腐败现象。为防止贪污及挪用公款，中央苏区还制定了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及审计制度。《红色中华》《红星》等党政报刊辟有专栏，专门报道腐败现象及不良行为。在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中，一批腐败分子受到严惩。各级党政干部以身作则，在工作中廉洁奉公，生活上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得到了群众的好评与拥护。到1932年年底，政府的行政经费和伙食费支出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节余的资金全部用于支援前线战争。

——摘编自李悦《中央苏区时期廉政建设研究》

材料   1993年，江苏连云港尹湾村出土了木牍《集簿》，它被认为是我国首次发现的西汉时期地方向朝廷呈报的上计薄。其部分内容如下：

注：“□”表示该字史学界尚无明确解释。

材料一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李斯（时任秦国廷尉）

材料二   西汉昭帝时期，政府就汉武帝推行的盐铁专营等措施召集会议，有学者阐述了对商鞅的看法，记录在《盐铁论》一书中：

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恐惧），不知所措手足也。赋敛既烦数矣……民无所开说容言，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

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菅茅，用师若弹丸；从军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望……故君子仁以恕，义以度，所好恶与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

材料三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商鞅》

（1）阅读材料一和材料二，简述两者对商鞅变法的看法有何不同。这反映出社会思想方面怎样的变化？

（2）阅读材料三，分析王安石对商鞅的看法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