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制度史研究经验。唐代杜佑所著《通典》载：“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这阐明了中国古代史家开展制度史研究的旨趣与方法，至今仍不乏启示意义。今天，我们研究制度史，……注意做到“五见”，即见史、见人、见事、见势、见智，从制度史研究中获得有益启示。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采取责任内阁制的原因并不难解释，清末预备立宪期间，责任内阁制曾经是议论的大题目，朝野上下，无论对于立宪持何种态度，对于立宪体制下要实行责任内阁制是没有疑议的，辛亥革命和清末立宪在时间顺序上虽然前后有分，但清末立宪的影响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就消失得一干二净。在清末立宪期间，立宪派所广泛宣传的君主立宪制度下实行责任内阁制，君主不负责任，内阁首相负政治责任，对于当时所有政治开化的人们来说，记忆犹新。且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的事实就在眼前，人们对责任内阁制比总统制相对而言要熟悉得多，因此采纳责任内阁制也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刘笃才《＜临时约法＞“因人立法”说辩正》

材料三   中央苏区建立之后，个别干部受到官僚主义和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存在贪污浪费行为。1931年，共产国际致电中共，建议成立监察委员会，“同混入党内的贪污分子……作斗争”。中共中央遂在党内设立监察委员会，在政府层面设立工农检察部，同时在基层设工农通讯员及群众法庭，鼓励群众检举并揭发腐败现象。为防止贪污及挪用公款，中央苏区还制定了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及审计制度。《红色中华》《红星》等党政报刊辟有专栏，专门报道腐败现象及不良行为。在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中，一批腐败分子受到严惩。各级党政干部以身作则，在工作中廉洁奉公，生活上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得到了群众的好评与拥护。到1932年年底，政府的行政经费和伙食费支出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节余的资金全部用于支援前线战争。

——摘编自李悦《中央苏区时期廉政建设研究》

材料一   下列为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变化的一组图片

材料二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官奴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摘自《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   从西晋末年开始，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乱，大批流亡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也充实了劳动力资源。“至于（南朝刘宋）元嘉末……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盖东西之极盛也。

材料一   商鞅变法的基本精神是摧毁秦国贵族领主这一利益集团的世袭制，建立便于地主阶级发展的新制度，确立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郡县制替代分封制，由朝廷直接委派县令、县尉、县丞等，规定以军功的大小分赐土地，并依据军功为分封新贵族的主要标准，废除田地的封疆阡陌，使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变法改制不仅为当时秦国作出贡献，对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制度的深远影响亦不可低估。

——摘编自叶行昆《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

材料二   （乾隆）二十二年更定保甲之法：（一）顺天府五城所属村庄暨直省各州县乡村，每户岁给门牌。十户为牌（奇零散处，通融编列），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三年更代。十甲为保，立保长，一年更代。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博……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形迹诡秘之徒，责令专司查报。户口迁移登耗，责令随时报明，于门牌内改换填给。

——《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一》

材料三   “多民族”与“大一统”是中国的历史特征，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情和民族实际出发，确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建国以来的经验来看，完善这个制度，需要认真处理好两个关系，即维护国家统一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保证国家整体利益与兼顾民族地区利益的关系。

——摘编自余志坤、普布次仁《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共同性”属性、趋势与进路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