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使井田制开始瓦解    ③通过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

②统一了货币与度量衡    ④鼓励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

材料一：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商鞅）为相十年，秦人多怨。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资治通鉴》

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两者对商鞅及商鞅变法的看法，并结合所学分析可能的原因。

材料

自商鞅变法运动开始之后，由于其行动与理论的独特性，引起了学者与政治家的强烈关注。其后随着社会实践与文明程度的发展，学界更是把它作为法家治世的一种典型符号象征，进行了深入而又持续的研究。

从变法开始直至今日，对于商鞅变法性质的评判，从价值维度上可粗略地划分为四类不同的认知：第一类，传统法家学派“富强王治”的评判，积极肯定商鞅变法理论与实践，《商君书》《韩非子》等基本可以划归为这一类；第二类，传统儒家、道家、杂家等“背道刻暴派”的评判，即以道德为依据对商鞅变法持强烈批判态度，如荀子称商鞅为“盗兵”，孟子批评商鞅“强战”，等等；第三类，近代史学“富国强邦的军国法术派”的评判，如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中国史纲》等；第四类，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阶级服务派”的评判，主张商鞅变法顺应了经济变革的要求，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其中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

——摘编自王云鹤《商鞅变法若干问题研究》

根据材料，任选一类关于商鞅变法性质的评判，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释。

材料：中国古代民间往往用九流来泛指社会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九流又分为上中下三等，如下表：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对上表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予以说明。（要求：看法具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执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改革。他深知土地问题对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整顿田制，重新划分土地疆界，明确土地的归属，并且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加强法制建设，子产将法律条文铸于鼎上并公布，使百姓能够知晓法律，这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河。

——据司马迁《史记》编译

材料二：战国时期，楚国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吴起主张“明法审令”，公布明确的法律条文，使国家的治理有法可依。他坚决废除世卿世禄制，剥夺贵族世袭的特权，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晋升的机会。同时，他还精简机构，裁汰那些冗余的官员，提高了行政效率，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据刘向《战国策》编译

材料一   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仪，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息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官奴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摘自《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称“皇帝”；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在商鞅变法前，秦人的典籍中几乎找不到“德”“仁”“义”一类字眼，而大多是“吉凶”“祸福”“利害”等概念。商鞅反对以“礼义”治国，而以“霸道”说孝公，提出强化君主集权，厉行法治、以经济和军事实力称霸天下等功利主义理论。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先后两次进行变法改革，时间长达18年。他利用秦人宗法观念淡漠的传统，对反对变法的太子势力进行严厉镇压，限制和削弱贵族的世袭特权，推行郡县制和官僚政治，进而建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崭新的宗法秩序。

——摘编自王绍东《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

材料二：北魏孝文帝亲政后，在冯太后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关于鲜卑汉化的改革。他宣扬礼教治国的理念，把礼教治国思想作为法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施刑罚的同时辅以礼教，礼法结合。此外，孝文帝还着手修改关于治理官员的法律条文，以便具体地约束官员行为。新的法律条文以俸禄制为主，辅以定官制和考绩两种程序，提升了政府部门的施政效率，也对官员进行了有效的监督。他强调执法要以法律为准绳，惩罚枉法官吏，整顿司法机构，以求立法与执法相一致。孝文帝熟读儒经，探究兴亡，以此为法制改革的思想基础，使北魏法制由前期严刑尚罚向后期德刑兼重转变。

——摘编自于彦梅《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考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