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

——（唐）李肇等：《唐国史补·因话录》

材料二   （清代苏州府）桑、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丝绸、棉布成为当时苏州府对外流通的主要农业物产，因而围绕桑棉等作物，形成了一系列的农事习俗。

——张雨晴：《清代苏州府农业物产流通研究》

材料三   《姑苏繁华图》中绘录了大量市招，现在可以辨认的有260余家，涉及到丝绸业、棉布棉花业、饮食业、洋货业、客栈业等几十个行业。

——张海英：《明清江南商路的经济内涵》

备注：乾隆24年（1759年），苏州画院画家徐扬以写实手法绘录，原名《盛世滋生图》，此图被称为反映苏州经济文化繁荣景象的历史画卷。

材料四   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明神宗实录》

材料五   出身书香门第而弃学从商者也非罕见。如昆山人士方麟便是一位弃儒从商的著名人物……无论家庭还是社会，诸如父子、兄弟、夫妻、亲戚、朋友等各类人际关系，皆出现了有悖于传统礼教的异动。

——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

材料一   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扩大以及运输工具的进步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

——摘编自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

材料二   宋代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出划时代的变化，与宋代社会文化形态的变革相一致，宋人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世俗文化的兴起。代表市民阶层文化的市民文艺，如以歌舞伎艺、表演伎艺、说唱伎艺为主要门类的百戏伎艺在宋代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俗词、话本、戏曲、杂剧等通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其影响力远远超过雅文学。宋代描写市民情感的白话小说，通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进行叙述，开了以口语化的民间通俗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社会各阶层涉足俗文学领域，借助俗文学的这种形式来表达个人的情感。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俗文化发展探源》

材料   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军队驻地称镇。宋朝将兵权、财权集中于中央，原先军阀割据的兵镇不再存在了。一些原来居民集中、交通发达、商品交换便利的镇，作为商业市场的镇而保留下来；一些商业繁荣的农村集市和草市，由于人口进一步聚集和市场的扩大而演变为商业性的集中地，也叫镇。这样的市集，人们就称之为“镇市”或“市镇”。

许多地方的镇因工商业的发展，交通发达，超过原所在的州县，不断打破原来州县的布局。据有关历史资料   统计，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到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的45年中，从原来的镇、乡、场、寨等上升为县或军的达39个，另有一批县升州、州升为府的。这些市镇的兴起和发展，使得宋代工商业经济出现了新的气象，市场和商业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加深了。

——摘编自余鑫炎《简明中国商业史》

材料一   汉武帝为了使国家金融要脉由中央政府控制，将郡国铸币改为中央政府铸币，发行五铢钱，并将五铢钱作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实现了货币的统一；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官，实行统一销售和生产，增加了国家收入；在各郡国设立均输官，主要负责运输贡纳物品；推行平准制度，平抑市场物价……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农业经济的稳定，带来较多的社会问题，如小农背本（更换职业）、豪强商贾崛起和土地兼并等；各诸侯国势力的不断增强，引发了反叛中央的战乱；匈奴对中原的不断侵袭致使汉武帝必须动用武力击退匈奴，而战争产生了较多的军事费用；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汉武帝必须不惜一切财力救灾治险。

——摘编自张伟《汉武帝实施新经济政策因素分析》

材料二   北宋统一中原后，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和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地区草市的勃兴，地区间贩运贸易的活跃，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使宋代成为继秦汉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过分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从而导致社会风气出现变化，人们不论家庭条件好坏，均追求奢侈、铺张的生活，极尽享乐之能事。

——摘编自王丽丽《宋代社会的奢靡之风》

材料一   忽必烈在江南实施“安业力农”“宜安本业”的政策，保持了江南大土地占用及租佃制秩序。元政府重商和重市舶，江南商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举世治筐箧”，“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士无入仕之阶”，“乃弃所学”，“作技巧鬻贩以为工匠商贾”，金陵人李汝成谢绝京师官僚仕进劝告，“贾六合市上，物价减恒市人之半”。是时，沿海地区“家家浮生多在船”，“竞卖田宅行盐钱”，人们竞相从事盐商和海外贸易。

——摘编自李治安《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

材料二   明代初年，江苏平望镇、江南市、新杭市、震泽镇有千余家，吴江镇、同里镇、黄溪市有二千余家，盛泽镇有万余家。浙江王江泾镇“居者可七千余家”，濮院镇、新城镇“今可万余家”。湖州双林、菱湖、琏市、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荒僻的嘉定新河、南汇周浦发展成为大镇。这些市镇星罗棋布地分散于江南各府县。盛泽镇的丝织业，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计日受值。苏州城东比户皆织，不啻万家，产品畅销全国。史载，“天下饮食衣服之侈，未有如苏州者”，附近城镇也是如此。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材料一   唐代从广州启航，经西沙、南沙群岛到波斯湾、红海的海上丝路航线繁盛兴旺。唐代所造船舶规模巨大，船体坚固，适宜远洋航行，许多外国商人都乐意乘坐。广州位于西、北、东三江交汇处，濒临南海，占尽海河港口之利。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天宝九年（750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指阿拉伯、波斯等白种人）、赤蛮（非洲黑种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唐代广州开辟了通往日本、朝鲜的航线。唐政府对海上贸易采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的政策，推动了对外交通贸易的发展。

——摘编自张一平《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对南海区域的影响》

材料二   宋代，大批来自东南亚、印尼、西亚、东非乃至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商船，满载货物，在广州舶岸，进行贸易。当时进口货物主要是香药、犀象、珊瑚等，出口的主要是丝绸、瓷器、铜钱等。广州码头上中外货物堆积如山，正所谓“海舶贾蕃，以珠犀为货，丛委于地，号称富庶”。从广州上岸的外国货物，占各口岸总数的绝大部分。在宋代第一批设置市舶司的口岸中，广州是最早的。

——摘编自黎小明《两宋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