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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据《周官》《礼记》记载,周代已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和右史。“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史官们作为主要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他们的职守之学和文化创造,构成了周代独有的“史官之学”。刘师培指出,“周代之学术,即史官之学也,亦即官守师儒合一之学也。”其理由有二:“一为史官普设于列国也;二为史官为世系之职也。”“史官之学”不仅涉及到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也是对早期中国思想文化进行发展和改造,并使之最终形成了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
——摘编自张铮《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迅速转变,这种转化的基本动因是社会形态和制度转型。在此时期,许多史官因不能保持原来的禄位而流散各地,文化被史官垄断的局面因此被打破。同时,史官们在谈论具体的政治与历史问题时,往往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通变的思维、开阔的视野来进行论述。
——摘编自罗德荣、胡如光《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