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民国文官考试制度是作为中国传统科举制的替代物而出现的。科举制度不仅是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一种手段，其功能更在于为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垂直流动提供一条制度化的渠道，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危机，有利于政权稳定。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制度亦是如此，它既是国家行政官员的一种选拔机制，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调节机制。

根据文官考试应考资格的规定，其主要考试对象应是大学或高中毕业生。由于民国时期政局动荡，社会极不稳定，学校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毕业即失业”的现象相当普遍。

在此种情形下，文官考试不失为一条不错的出路。根据南京国民政府《考试法》规定，任命人员、候选人员（后称公职候选人）、应领证书的专门职业或技术人员都须经考试“定其资格”，其中任命人员考试又分为高等考试、普通考试和特种考试。南京国民政府各类考试的录取总人数（截止时间为1948年5月）如表所示。

——摘编自李里峰《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的运作成效》

材料   自隋唐开创科举制后，官员选拔有了相对固定的途径。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打破了门第限制，寒门子弟可凭借自身才学进入仕途。唐朝时期，科举科目多样，除明经、进士等常科外，还有不定期举行的制科，为朝廷选拔各类专业人才。对官员的考核包括政绩、品德等多方面，有相应的奖惩机制。宋朝在科举制上进一步发展，增加了殿试环节，由皇帝亲自考核，使科举选拔更加严格。同时，在官员管理方面，宋朝实行官、职、差遣分离，官员的实际权力通过差遣来体现，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造成了官僚机构的臃肿。明清时期，科举制逐渐僵化。明朝实行八股取士，规定了严格的文章格式和内容，考生只能在四书五经范围内进行写作，这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清朝延续八股取士制度，在官员选拔上更加注重对儒家经典的背诵和理解。在官员管理上，清朝建立了完善的监察体系，对官员的贪污、渎职等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和惩处。到了近现代，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开始探索新的官员选拔与管理制度。清末新政时期，尝试改革科举制度，如开设经济特科等新科目，选拔具有新思想和新知识的人才。民国时期，开始采用西方的文官制度，通过考试选拔行政人员，注重专业知识和能力。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一套以民主选举、考核、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干部选拔与管理体系，选拔德才兼备、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推动国家建设和发展。

——据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关海庭《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等整理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夏商周时期。秦设御史大夫，且为别相，在郡设监郡御史监察郡政。汉设御史府，与丞相府并重丞相遣刺史往地方监察，郡守以下设督邮，负责属地监察。魏晋时御史台独立，成为皇帝直接领导的国家专职监察机关，中央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职权有所扩大。唐朝设立了台院、殿院、察院，三者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监察系统，此外，还建立了系统的谏官制度。宋代，“政令之推行有缺失，则台官弹劾之镇政令自身有不当，则谏官封驳之”，又在地方上的州内设通判监察行政，设提点刑狱司专司刑讼，设转运使监督财政。明朝初年，中央台、殿、察三院合并为都察院，同时，设置独立于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活动，科道并立，地方设按察使司。清朝，形成了“科道合一”的监察体系，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摘编自唐海歌《承袭与变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宪法权威高于任何政治权力的法律监督原则。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攀”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法律监察体制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