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两种思想流派的部分观点

材料二   关于“孝”，韩非子则在君臣领导关系上立说，强调服从的绝对性。他在《韩非子·忠孝》中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肯定了臣、子、妻分别对君、父、夫的从属关系，并把三者的顺逆看成是天下治乱的“常道”。这就有了“三纲”的基本内容。这个顺从关系暗含着双方关系的“去亲情化”和“法制化”，要求在听令、执政方面无私情，必须依法办理，进一步强化了帝王专制主义思想。

——摘编自董金社《先秦法家》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革，在学术文化方面也引起显著的变化。一是新士人的兴起，一是百家争鸣的出现，一是文艺科技的发展。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过去的所谓“学在官府”即学术在于官府，史籍都由官府世代掌守的局面，也开始有了变化。新士人是一个新的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很大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也有了独立的思想，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著书立说或发表言论，成了这一时期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因而有各学派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墨子的思想反映了平民群众的利益，有一些重要论点是跟孔子对立的。墨于主张兼爱，提倡无差别的爱，要求把别人的身、家、国看成象自己的一样。这跟孔子所讲的仁不同。墨子非礼、非乐，主张节葬、节用，都是对贵族主活的否定，也是跟儒家学说的对立。墨子在政治上提出“尚贤”的主张，反对王公大人的“无故富贵”，主张推举有才能的人管理政治，“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跟孔子主张“举贤才”而不明确反对世官世禄，也是有区别的。墨于相信有意志、能赏善罚恶的天和鬼神的存在。从思想体系上说，孔子和墨子都是唯心论者，但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提出认识事物的三条标准，其中有两条是根据欢人耳闻目见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效果的验证。墨家的后学，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发展了墨家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并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有所贡献。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册）

材料一   儒家的孟子，道家的庄子分别继承发展孔子、老子的反战主张，并将民本思想发挥到极点。孟子反对战争的态度异常坚决，其目标在于通过“仁政”彻底消除社会的不和谐、不公平，将战争消除在未萌之际。“道”是庄子哲学的基本范畴，“道”是万物的总根源，是充满自由的道。战争造成数以万计的人丧生于刀光剑影中，个体生命沦为战争工具，没有一丝自由可言。因此，庄子对战争非常反感，他转而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法家、战国兵家以国家意志为根本宗旨，为实现短时间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急功近利，以战求强。他们的战争观带有浓厚功利主义色彩，反映了新兴上升势力的积极进取面貌。他们从本质上排除了战争本身的道义责任和起码的人道精神，过于热衷战争，认为战争万能，是统治者攫取私利的最有效的手段。

材料二   春秋战国诸子战争观得到恰当的运用，为迅速结束春秋战因的混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慎战反映出了诸子的和平主义倾向，潜移默化地促进了和平的实现。春秋战国诸子战争观认识到民才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国家的根本，所以其战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精神，重人道，以人为终极关怀，彰显人性的光辉，反映出来的对社会和平和未来美好前景的憧憬，为世世代代追求和平的人们点燃了永不熄灭的灯火。这个时期的战争观的迅速成熟，丰富了我国军事思想文化，完善了军事思想体系，是我国军事思想史上光辉的一页。

材料一   荀子针对当时出现的见利忘义、义利关系混乱、以利害义等不良社会现象，从治国之道的角度提出了具有独特内容的以义统利的理念。在荀子那里，义与利是人们社会生活必然存在的两个基本方面，“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好利是人的天性，所以求利主要是以个体为承担主体的，是所有个体的行为。荀子认为社会公职地位的分配不应该靠个人的出身，而应该取决于个人遵循礼义的情况。荀子把以义统利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认为，只有用义的要求作为标准，用义先于利的原则来引导，个人才既能够实现义，又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生存，这样才能够维护国家的稳定。

——摘编自刘敬、鲁张彬《荀子的以义统利治国理念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二   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义利关系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代表，认为“义”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正义，“义”的理念贯穿于《墨子·贵义》全篇。“利”是天下之利、他人之利、自身之利，墨子站在小生产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义利并重的伦理原则。面对时局，墨子提出了“利天下”“利人民”的言论。《贵义》篇中强调“万事莫贵于义”“义贵于身也”，即在万事万物中“义”是最宝贵的，甚至比肉体和生命还重要。墨子还认为发展生产，为民兴利才是出路，他十分反对重农抑商，墨子在《贵义》篇中还提到“利”的最高追求就是“兴天下之利”。

——摘编自苗新雨《义利并重：论墨子之义利观》

材料一   韩非子对法家思想进行了系统整合，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基本治理原则，激烈批判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他希望达到“使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的目标，但同时也主张“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他主张“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能趋力于地者富，能趋力于敌者强”。这些主张推动了秦国统一六国，也为秦朝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加强专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整理自于凯《百家争鸣的大变革时代—战国》

材料二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速亡的教训，尊奉黄老无为思想，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已经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也有人钻了“无为”的空子，这就是地方上的王国割据势力，他们趁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时常图谋叛乱。黄老之学要求国君清静无为，这是富有政治才略和远大抱负的汉武帝所不能接受的，凭借国家的财富与实力，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稳固边疆与开拓疆域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清静无为”逐渐转变成了“大有所为”。

——整理自高云虹《汉武帝时期的统治思想探析》

材料一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摘自《管子·治国》

材料二   孟子提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

——摘编自林晓平《论孟子对历史治乱盛衰的总结》

材料三   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要想维护统治，需要在四个方面进行制度建设。第一、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第二、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第三、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第四、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摘编整理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