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阶级关系出现新变化，旧的贵族等级体系开始瓦解，新兴的士阶层崛起。……各国统治者出于争霸需要，礼贤下士，争相招揽人才。士人周游列国，颇受重用。他们的活跃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当时出现众多学说、学派，各自提出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看法，彼此论战辩驳，形成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局面。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在治国的方略上，孔子主张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他认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被人民推翻。

——摘编自《论孔孟的儒家思想》

材料三   韩非子认为，高度集中的王权是法律的来源，是君主权力的一部分，法律由王权统一颁布并由下属遵照执行。韩非子这种王在法上的法制实质上是披着法律外衣的人治，其政体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种政体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而在中央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君主个人。

——摘编自朱韬《法制之殇读韩非子有感》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庠、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是“失序”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启蒙时代，在重构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孔孟以修身为本；老庄崇尚自然；……各学派在人性善恶、德治法治、有为无为的议题上交锋碰撞，既彼此辩驳，又众说融汇，异彩纷呈的文化遗产深刻影响着历代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写下了灿烂辉煌的篇章。

——摘编自杨明柱《诸子百家：辉煌的篇章》

材料一：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士”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入大转型、大分化、大动荡时期。宗法分封体制趋于瓦解，社会阶级构成也发生巨大变化，士阶层的人数因而大增。与此同时，王官之学散于百家，学术也不再垄断于“官方”，士阶层因拥有“知识”而逐渐掌握“话语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

——摘编自高伟洁《“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查》

材料二：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激发了人们强烈的参政意识。对于当时社会变革中的种种问题，人们提出自己的认识和主张，这些认识和主张大部分是围绕政治思想上的论述而逐层铺展开的。人们“为学”是为了实际的政治，这就决定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具有普遍的政治色彩。同时，随着物质文明发展迅速，财富、享受、欲望与野心、权势、罪恶同步增长，文明进步与道德沦丧背离，思想家们生发改变现状的种种主张，并为此锲而不舍地追求。此外，长期的封建割据、封闭的自然经济、迥异的地理环境、各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使列国文化步入独立发展的轨道，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

——摘编自王景润《简论春秋战国文化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