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阶级关系出现新变化，旧的贵族等级体系开始瓦解，新兴的士阶层崛起。……各国统治者出于争霸需要，礼贤下士，争相招揽人才。士人周游列国，颇受重用。他们的活跃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当时出现众多学说、学派，各自提出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看法，彼此论战辩驳，形成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局面。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在治国的方略上，孔子主张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他认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被人民推翻。

——摘编自《论孔孟的儒家思想》

材料三   韩非子认为，高度集中的王权是法律的来源，是君主权力的一部分，法律由王权统一颁布并由下属遵照执行。韩非子这种王在法上的法制实质上是披着法律外衣的人治，其政体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种政体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而在中央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君主个人。

——摘编自朱韬《法制之殇读韩非子有感》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子蜂出，各引一端，不仅形成了真正的学术繁荣，而且还有大量的新认知通过不同观点间的相反相成、相生相灭被创造出来。如孔子的仁学体系和孟子的仁政理想；墨子的兼爱、非攻和大同精神；老子所构建的宇宙论及宇宙论同社会论、人生论之间的逻辑联系；庄子主张把心的逍遥置于一切之上的人生观；荀子为证明阶级存在的合理性而提出的“维齐非齐”论和天人相分的世界观；韩非等人建立的与时俱进的理念等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摘编自赵世超、卫崇文《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运动》

材料二

西周末年，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决定他们必须在自己原有知识的基础之上，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并在私学的背景之下不断强化自身独特的思想立场，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礼崩乐坏所导致的士的再就业需求促进了私学的兴盛，无论是后世诸子百家的称谓也好，还是九流十家的说法也好，都表明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丰富程度。中国思想由此实现了突破，并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价值，塑造了国人的精神世界。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革，在学术文化方面也引起显著的变化。一是新士人的兴起，一是百家争鸣的出现，一是文艺科技的发展。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过去的所谓“学在官府”即学术在于官府，史籍都由官府世代掌守的局面，也开始有了变化。新士人是一个新的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很大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也有了独立的思想，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著书立说或发表言论，成了这一时期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因而有各学派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墨子的思想反映了平民群众的利益，有一些重要论点是跟孔子对立的。墨于主张兼爱，提倡无差别的爱，要求把别人的身、家、国看成象自己的一样。这跟孔子所讲的仁不同。墨子非礼、非乐，主张节葬、节用，都是对贵族主活的否定，也是跟儒家学说的对立。墨子在政治上提出“尚贤”的主张，反对王公大人的“无故富贵”，主张推举有才能的人管理政治，“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跟孔子主张“举贤才”而不明确反对世官世禄，也是有区别的。墨于相信有意志、能赏善罚恶的天和鬼神的存在。从思想体系上说，孔子和墨子都是唯心论者，但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提出认识事物的三条标准，其中有两条是根据欢人耳闻目见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效果的验证。墨家的后学，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发展了墨家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并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有所贡献。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