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县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确立。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体制，也是秦始皇最具历史意义的创制。其起因当然与战国时代的纷争有关，为了避免再度出现这种状况，只有不再实行西周的封建制度。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封建制度本身的离心力，必然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取代地方分权的封建体制，其历史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嫌过分。以后中华帝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封建体制的反动——逆潮流而动，但都没有好下场。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一     战国时期两种思想流派的部分观点

材料二   关于“孝”，韩非子则在君臣领导关系上立说，强调服从的绝对性。他在《韩非子·忠孝》中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肯定了臣、子、妻分别对君、父、夫的从属关系，并把三者的顺逆看成是天下治乱的“常道”。这就有了“三纲”的基本内容。这个顺从关系暗含着双方关系的“去亲情化”和“法制化”，要求在听令、执政方面无私情，必须依法办理，进一步强化了帝王专制主义思想。

——摘编自董金社《先秦法家》

材料一 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资治通鉴》

材料二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新学伪经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