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末十年的改革不能说毫无成就，改革官制、修订律例、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设谘议局、资政院等，确有诸多进展。然而，在改革的速度和方向上，清政府和社会期待逐渐显现出巨大的落差。社会所期望的改革，是要限制君权，扩大民权，建立起现代的君主立宪体制。而清政府的目标则相反，它期望通过改革，将过去模糊的无所不包的君权明确化、法制化。清政府并不想通过改革来放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将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清末新政是由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发起和领导的，其涉及的领域与此前相比，不可谓不广泛。比如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奖励出国留学、兴建铁路、扩建新式军队等。然而，《辛丑条约》的签订已经深深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其在新政推行过程中受到《辛丑条约》的影响，面临诸多限制。比如，当时的清廷想要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巡警所”（“派出所”的雏形）。由于背负着《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清政府就算把全部国库收入加起来都不够这一项改革的开支，更不用提兴办其他工业、交通等现代化建设了，加之民众当时的承受能力也空前低下，清廷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改革计划，却只能“量入为出”。更为关键的是，羸弱的政府失去了民众信任，本身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被广泛质疑，清王朝陷入“两难境地”，直至最后崩溃也未能从中脱离。

——摘编自新民周刊《萧功秦专访：保守的文化，迟误的改革，帝国的崩溃》

材料一   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清政府在诸多方面实行各项改革，然而“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随着两学东渐，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与其政治制度、教育科技的先进有关。为此，清政府接受了袁世凯奏请简派录贵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致治的建议，派戴泽、端方等五大臣“分处东、西洋(东洋指日本，因日俄战争日本取胜)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摘编自陈丹《五大臣出洋缘起》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家计委计划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学习境外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其中以赴西欧五国、赴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访日及赴港澳四路代表团最为关键。考察团目睹了西方国家及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成就，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考察结束后，我国果断引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灵活的贸易合作模式，同时带回了许多关于新技术、新工艺的信息。大批考察团的出访推动了国内一些相关会议的召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78年下半年的国务院务虚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

——摘编自马欧阳《70年代后期“出国考察潮”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

材料   1902年，清政府在“帑项奇细”、“库储一空如洗”的财政困境中，开始注目于“商政”，讲求商务，于翌年7月在中央设立商部，以为“振兴商务”之地。商部之设，由政府出面倡导实业，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变化。

商部成立后，即着手制订商律，先后颁行了《商部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商法。这些商法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大多流于形式，但为工商业者的经营管理活动和合法权利提供了某种保护.也为解决商事诉讼提供了若干法律依据，因而又多少改变了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古老传统，对于扭转“狂于积习”、“耻言贾易”、卑商贱商的社会风气也还是有些好处的。1906年，清政府对中央各部进行改组，将工部并入商部，成立农工商部，将原由商部管辖的轮船、铁路、邮政事务划归新设立的邮传部，继续推行商部的奖励实业政策。同年颁布了《奖励商勋章程》，第二年又先后颁行了《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和《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这些章程构成了清政府奖励实业政策的基本内容。奖励可分三类：一是有高超技艺的手工艺人和有所发明创造者，二是实业提倡者，三是投资于实业者。章程中规定，办理1000万元以上实业者赏给男爵，办理2000万元以上实业者赏给子爵。“由是国人耳目，崭然一新，凡朝野上下之所以视农工商，与农工商之所以自视，位置较重。曾一度出现“‘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的局面。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