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十二铜表法》规定，凡涉及公民的生死问题时，需要执政官主持的人民大会作出决定；凡属科处罚金一类的犯罪，就交由平民团体审判。判处死刑需要的是“法律”，科处罚金则只需要“平民制定法”。孟德斯鸠认为，这个规定在平民机构和元老院之间建立了一种“美好”的协调。

——摘编自陈乐民、周弘著《欧洲文明的进程》

材料二   《唐律疏议》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2年）颁行，现存篇目如下：

——摘编自李用兵《中国古代法制史话》

材料三   1902年，为挽救统治危机，清政府任命沈家本等人为修订法律大臣，筹建修订法律馆。沈家本遵照清政府关于“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针，提出了“参考古今，博辑中外”的修律宗旨。制定大清新刑律，将以刑罚严酷野蛮著称的《大清律例》参照欧洲大陆法系进行改良，起草了民律、商律、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等。为了使晚清修律合于世界法律发展的潮流，沈家本派遣修订法律馆成员出国考察法律，同时聘请日本的法学家参加修律。他还组织力量大量翻译外国法律，作为中国修律的参考，建立了法律学堂，培养新的法学人才。但不久因辛亥革命爆发，晚清修律最终大部分没有施行。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化的开端》

材料一   1832年的议会改革，将选举权从身份资格转向财产资格，改革后的选民人数从总人口比例的2.5%增长到3.3%；中等阶级主体获得了选举权，进入到政权体系之中。英国的贵族寡头制度开始分崩离析，资本主义民主大厦的根基建立起来，用和平的渐进改革方式来推行政治民主化，演变成为英国的一种传统。改革大门一旦打开，就不可能再关上，英国在1867、1884和1918年继续进行了议会改革。

——摘编自刘金源《议会改革与英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

材料二1906年，清廷“仿行立宪”的谕令颁布后，编制馆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递交了组建新式中央政府的方案：设立带有议会性质的资政院，掌立法；裁撤内阁与军机处，组新内阁，设十一部，“行政之事专属内阁各部大臣”；“司法之权则专属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这一方案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清政府故而要求编制馆遵行“五不议”，即：军机处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不议、太监事不议。中央官制由此逐渐厘定。

——摘编自徐爽《1901-1911：旧王朝与新制度——清末立宪改革述论》

（1）据材料一概括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的成效。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的历史背景。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清末立宪改革的主要特征。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英两国改革不同走向折射出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清政府在诸多方面实行各项改革，然而虽然有一定的规模，却没有效果，工作人员也不能解释清楚这些改革的具体内容与实施过程。随着西学东渐，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与其政治制度、教育科技的先进有关。为此，清政府接受了袁世凯奏请简派录贵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致治的建议，派戴泽、端方等五大臣“分处东、西洋（东洋指日本，因日俄战争日本取胜）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摘编自陈丹《五大臣出洋缘起》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家计委计划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学习境外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其中以赴西欧五国、赴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访日及赴港澳四路代表团最为关键。考察团目睹了西方国家及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成就，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考察结束后，我国果断引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灵活的贸易合作模式，同时带回了许多关于新技术、新工艺的信息。大批考察团的出访推动了国内一些相关会议的召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78年下半年的国务院务虚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

——摘编自马欧阳《70年代后期“出国考察潮”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