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末十年的改革不能说毫无成就，改革官制、修订律例、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设谘议局、资政院等，确有诸多进展。然而，在改革的速度和方向上，清政府和社会期待逐渐显现出巨大的落差。社会所期望的改革，是要限制君权，扩大民权，建立起现代的君主立宪体制。而清政府的目标则相反，它期望通过改革，将过去模糊的无所不包的君权明确化、法制化。清政府并不想通过改革来放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将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清末新政是由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发起和领导的，其涉及的领域与此前相比，不可谓不广泛。比如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奖励出国留学、兴建铁路、扩建新式军队等。然而，《辛丑条约》的签订已经深深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其在新政推行过程中受到《辛丑条约》的影响，面临诸多限制。比如，当时的清廷想要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巡警所”（“派出所”的雏形）。由于背负着《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清政府就算把全部国库收入加起来都不够这一项改革的开支，更不用提兴办其他工业、交通等现代化建设了，加之民众当时的承受能力也空前低下，清廷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改革计划，却只能“量入为出”。更为关键的是，羸弱的政府失去了民众信任，本身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被广泛质疑，清王朝陷入“两难境地”，直至最后崩溃也未能从中脱离。

——摘编自新民周刊《萧功秦专访：保守的文化，迟误的改革，帝国的崩溃》

材料一   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清政府在诸多方面实行各项改革，然而“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随着两学东渐，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与其政治制度、教育科技的先进有关。为此，清政府接受了袁世凯奏请简派录贵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致治的建议，派戴泽、端方等五大臣“分处东、西洋(东洋指日本，因日俄战争日本取胜)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摘编自陈丹《五大臣出洋缘起》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家计委计划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学习境外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其中以赴西欧五国、赴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访日及赴港澳四路代表团最为关键。考察团目睹了西方国家及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成就，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考察结束后，我国果断引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灵活的贸易合作模式，同时带回了许多关于新技术、新工艺的信息。大批考察团的出访推动了国内一些相关会议的召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78年下半年的国务院务虚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

——摘编自马欧阳《70年代后期“出国考察潮”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

材料一   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大事记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

1901年，清政府逐步推出各项“新政”，改革官制、兵制、学制，奖励工商。

1905年8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骨干在日本东京组成同盟会，孙中山阐发三民主义。

1905年9月，清廷废除科举制，大办新式学堂。

1905年10月，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

1906年12月，湖南、江西交界爆发萍浏醴“革命军”会党起义。

1907年5月—1908年4月，仅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就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

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1909年10月，除新疆奏明缓办外，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咨议局议员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意代表选举。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

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预备立宪骗局被揭穿，清廷空前孤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我们恐怕这种支撑行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颠覆。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