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末十年的改革不能说毫无成就，改革官制、修订律例、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设谘议局、资政院等，确有诸多进展。然而，在改革的速度和方向上，清政府和社会期待逐渐显现出巨大的落差。社会所期望的改革，是要限制君权，扩大民权，建立起现代的君主立宪体制。而清政府的目标则相反，它期望通过改革，将过去模糊的无所不包的君权明确化、法制化。清政府并不想通过改革来放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将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清末新政是由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发起和领导的，其涉及的领域与此前相比，不可谓不广泛。比如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奖励出国留学、兴建铁路、扩建新式军队等。然而，《辛丑条约》的签订已经深深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其在新政推行过程中受到《辛丑条约》的影响，面临诸多限制。比如，当时的清廷想要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巡警所”（“派出所”的雏形）。由于背负着《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清政府就算把全部国库收入加起来都不够这一项改革的开支，更不用提兴办其他工业、交通等现代化建设了，加之民众当时的承受能力也空前低下，清廷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改革计划，却只能“量入为出”。更为关键的是，羸弱的政府失去了民众信任，本身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被广泛质疑，清王朝陷入“两难境地”，直至最后崩溃也未能从中脱离。

——摘编自新民周刊《萧功秦专访：保守的文化，迟误的改革，帝国的崩溃》

材料   1902年，清政府在“帑项奇细”、“库储一空如洗”的财政困境中，开始注目于“商政”，讲求商务，于翌年7月在中央设立商部，以为“振兴商务”之地。商部之设，由政府出面倡导实业，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变化。

商部成立后，即着手制订商律，先后颁行了《商部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商法。这些商法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大多流于形式，但为工商业者的经营管理活动和合法权利提供了某种保护.也为解决商事诉讼提供了若干法律依据，因而又多少改变了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古老传统，对于扭转“狂于积习”、“耻言贾易”、卑商贱商的社会风气也还是有些好处的。1906年，清政府对中央各部进行改组，将工部并入商部，成立农工商部，将原由商部管辖的轮船、铁路、邮政事务划归新设立的邮传部，继续推行商部的奖励实业政策。同年颁布了《奖励商勋章程》，第二年又先后颁行了《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和《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这些章程构成了清政府奖励实业政策的基本内容。奖励可分三类：一是有高超技艺的手工艺人和有所发明创造者，二是实业提倡者，三是投资于实业者。章程中规定，办理1000万元以上实业者赏给男爵，办理2000万元以上实业者赏给子爵。“由是国人耳目，崭然一新，凡朝野上下之所以视农工商，与农工商之所以自视，位置较重。曾一度出现“‘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的局面。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   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大事记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

1901年，清政府逐步推出各项“新政”，改革官制、兵制、学制，奖励工商。

1905年8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骨干在日本东京组成同盟会，孙中山阐发三民主义。

1905年9月，清廷废除科举制，大办新式学堂。

1905年10月，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

1906年12月，湖南、江西交界爆发萍浏醴“革命军”会党起义。

1907年5月—1908年4月，仅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就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

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1909年10月，除新疆奏明缓办外，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咨议局议员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意代表选举。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

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预备立宪骗局被揭穿，清廷空前孤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我们恐怕这种支撑行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颠覆。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年）